學會注視父母

　　端午節去看父母，母親很奇怪地問了一句：“你給我的那塊徽章是真的吧？”“當然是真的。那是我在報社工作被評爲先進時獲得的獎品，怎麼會是假的？”“那你有空把它拿走吧。”
　　
　　那是一個小金牌，只有六七克的樣子，也值不了多少錢。有一年過年回家，就把它給母親，讓她高興一下。父母都很高興，尤其是母親，那是她第一次得到純金的東西。
　　
　　現在又送回給我，到底什麼意思？我突然想起不久前母親的一次暈倒，從那時開始，她就經常胡思亂想，讓我拿走“金牌”，就是一例。“我怕到時候你們根本找不到。”
　　
　　弟弟和妹妹都住在廣東，父母到那裏幫弟弟看小孩，斷斷續續已經在廣東住了兩年多。到今年9月，小傢伙就將上幼兒園。從春節過後，父母就提出要回老家。我有時候追問母親爲什麼那麼堅持要回老家，她含糊其辭。小傢伙上幼兒園，不用再時刻看護，這只是一個原因。他們更擔心的是自己會發生什麼意外。
　　
　　今年春節，父親遵醫囑沒有喝酒，這是很多年來的第一次。過去總是很樂觀的他，開始按照醫生建議約束自己，指出各種不能吃的東西。他們開始不斷重複一個到海南度假卻死在那裏的老伯的故事，對他們來說，那是人生最不完美的終結方式。
　　
　　我感到一種莫名的恐慌，有時候會注視父母的面容，他們的衰老真的來臨了。我們總是不在乎歲月，很少意識到今年他們都已經年滿70歲了。
　　
　　弟和我一樣恐慌。一個證據是，我們都變得“成熟”了。不再和父母爭論問題，而是報以理解的微笑。面對父母的老去，我們幾乎無能爲力。
　　
　　他們自己也沒什麼辦法。那個小區裏，像父母這樣的“外來者”還有不少。他們在努力地構建一個能感到安全的“小社會”，大家都說着不那麼標準的普通話，這樣的場景清楚地表明，大家都是異鄉人。
　　
　　這兩年，我總是有所懷疑，讓父母在老年時遷居到大城市，是否是一個好的選擇。這解決了子女和父母不能團聚的問題，卻也把他們和故土強行隔離。端午節，河南老家剛剛完成麥收工作，父親很興奮地說，今年是一個豐收年，畝產超過了1000斤。村裏的種糧大戶，承包了近一百畝土地，會有10萬斤——這和父親沒有什麼關係，但是他卻每天關注天氣預報，很擔心會下雨，麥收不及時。
　　
　　我馬上給他算一筆賬，10萬斤，每斤才一塊錢，也就10萬塊，扣掉各種成本，忙活那麼久，也才幾萬塊。這種理性的算計讓父親感到一絲不快。現實的鴻溝是客觀存在的，一個農村的種糧大戶，收入在城市裏也不算什麼，父親陷入沉默，因爲我否定的，幾乎就是他的世界。
　　
　　我對這個世界也曾非常熟悉。讀初中的時候，和父親一起收割麥子，用鐮刀彎腰去割，然後用架子車把麥子拉回麥場。作爲一位教師，父親和我們都不擅長此道，在中午的太陽下，我們好不容易裝好的一車麥子又散架了。大家都很沮喪，父親卻不忘教育我們：不考上大學，一輩子都得做這個啊。
　　
　　這是我家最經典的教育場景，它的核心就是“逃離”。那個時候，父母不會想到，有一天他們會一起“逃離”。我答應母親，有空會取走“金牌”，讓她放心。但是我卻不知道，下一次回到老家是什麼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