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短篇精美散文

龍應臺短篇精美散文

導語：龍應臺，1952年2月13日生於中國臺灣高雄大寮鄉眷村，現代作家、曾擔任“臺灣文化部部長”。這裏本站的小編爲大家整理了三篇龍應臺散文，希望你們喜歡。

篇一：《高玩》

安安和弗瑞弟關在房間裏，安靜了很久。太久了，媽媽就覺得有點不對勁。敲敲門。

“等一下等一下。”裏頭窸窸窣窣顯然一陣慌亂。

房門終於打開的時候，安安一隻手還扯着褲帶，弗瑞弟則根本把褲子給穿反了。

媽媽看着兩個人尷尬的神色，好奇極了：

“你們在做什麼？”

“沒什麼啦！”安安邊系皮帶，邊說，“我們只是……”

“？”

“我們只是，”安安頓一下，似乎在思考媽媽是不是個可以說實話的對象，“我們只是在研究我們的擠急。”

“哦——”媽媽笑了，但不敢大笑，稍微小心地問：“研究結果怎麼樣？”

看見媽媽有興趣，安安興奮起來，一把抓過弗瑞弟，“媽媽，你知道嗎？我的擠急跟別人都不一樣，弗瑞弟，把你褲子脫掉。我的擠急很肥，圓圓的，別人的都是前面細細尖尖的，快點嘛弗瑞弟，讓我媽媽看看你的擠急——”

兩個小男孩七手八腳地把褲子拉扯下來，媽媽不看都不行。一看，果真安安的擠急又肥又圓，弗瑞弟的又尖又細。

“你知道嗎？媽媽，我跟同學一起比賽尿尿，他們的尿都是一條線，射得長長的，我的就像洗澡的那個那個什麼——？”

“蓮蓬？”

“對，像蓮蓬一樣，我的尿是灑開的。”

“那是因爲你的擠急開過刀，記得嗎？”媽媽彎下腰來幫忙孩子把褲子穿上。

“我知道，以前洞太小，所以醫生把它開大了，現在像蓮蓬一樣。弗瑞弟，你懂嗎？”

媽媽咚咚下樓去。七歲的安安檢查自己和弗瑞弟的擠急，好像還沒見過他研究弗瑞弟的妹妹。小白菜今年四歲，是三歲半的飛飛的女朋友。飛飛倒是觀察敏銳。前幾天，當他和小白菜一塊兒洗澡的時候，他就已經慎重地下過斷語：

“媽媽，小白菜沒有擠急。”

媽媽正坐在馬桶蓋上看書；孩子們在澡缸裏的時候，她總是坐在馬桶蓋上看書。

“媽媽也沒有擠急。”飛飛又說，然後對着澡缸裏的白菜翻譯一次：“Patricia,meineMamihatauchKeinPenis.”

滿臉泡沫的小白菜點點頭，一副接受批評的樣子。

媽媽想起飛飛在臺灣的小表姊嘟嘟。和飛飛只差幾天的嘟嘟在澡缸裏看見了飛飛的擠急，溼漉漉的爬出澡缸，奔向母親，氣急敗壞地話都說不清了：“媽媽，飛飛跟嘟嘟一樣大，爲什麼他的擠急已經長出來了我的還沒有？”

飛飛對生理學的認識，完全來自澡缸。和媽媽一塊兒泡着水，那是更小的時候，他突然盯着媽媽的左胸，“媽媽，這是什麼？”

媽媽說：“這，叫‘奶奶’。”

飛飛撲哧笑出聲來，伸手去摸媽媽右胸，說：“那這，叫‘爺爺’！”

媽媽正愣在那裏，飛飛已經低着頭探索自己，自言自語地：“飛飛也有奶奶和爺爺，嗯，比較小。”

這個世界，常令兩歲的飛飛覺得意外。譬如有一天，他看見媽媽要衝澡前自身上取下一片衛生棉。

“媽媽，”他邁着肥肥的腿踱過來，好看仔細些，“媽媽，你也用尿布哇？”

“哈哈哈哈——”一旁正穿着衣服的安安大聲笑着，“底笛，那不是尿布，那是月經啦！你看上面有血——”

“有血啊——”飛飛的聲音充滿敬畏，輕輕地，“媽媽你流血啦？”

“沒有啦底笛這個血不痛的！”生理學權威葛格很有耐心地解釋：“媽媽肚子裏有卵，卵就是蛋——”

“就是蛋——”

“卵排出來，就是血——”

“就是血——”

“一個月一次——”

“一次———”

“媽媽！”安安突然想起來什麼似的，隔着唏哩嘩啦的水聲扯着喉嚨說：“男人有沒有蛋呢？”

“沒有——”媽媽在唏哩嘩啦的蓮蓬下喊回去，“男人有精子你不是看過書嗎？精子碰到卵就變成你和底笛——”

“可是我有卵蛋呀！”

“你說什麼聽不見啦！”

“我是說媽媽，”安安走近淋浴的毛玻璃，用喊的，“我也有蛋呀，兩個，在擠急的下面。”

“哦！”關水，開門，“毛巾給我，安安。”

“飛飛給飛飛給！”小的搶着。

“那是睾丸，安安。”

“高玩？”安安想了一下，拾起拖鞋往外走，邊走邊念：“高玩高玩高玩……”

篇二：《觸電的小牛》

一個秋天的下午，陽光懶懶地照進窗來，濃濃的花生油似的黃色陽光。所以那麼油黃，是因爲窗外木蘭樹的葉子金黃了，落了一地，好像有人用黃色的毯子將草地蓋了起來。

飛飛剛剛氣呼呼地回來，不跟小白菜玩了，爲什麼？因爲她哭了。她爲什麼哭？因爲我踢她。你爲什麼踢她？她一直叫我做狗狗，她不肯做狗狗，然後我做可愛小貓咪，然後她不肯，我就踢她……媽媽躺在沙發上看一本名叫《一個臺灣老朽作家的五十年代》的書；百般無聊的飛飛把頭擋在書前，“不給你看，”他說，“跟我玩。”

他爬上沙發，把身體趴在母親身上。

陽光刷亮了他的頭髮，媽媽摟着他，吻他的頭髮、額頭、睫毛、臉頰、鼻子……飛飛用兩隻短短的手臂勾着媽媽的脖子，突然使力地吻媽媽的脣。

“黏住了！”媽媽說，“分不開了！”

飛飛睜着圓滾滾的眼睛，突然說：

“我們結婚吧！”

媽媽好像被嗆到一樣，又是驚詫又是笑，笑得喘不過氣來。

電話剛好響起來。

“您是華德太太嗎？”

“是的。”

“您認識一個小男孩叫弗瑞弟嗎？”

媽媽的腦袋裏“叮”一聲：出事了。安安和弗瑞弟在半個小時前一起到超級市場後面那個兒童遊樂場去了。

“我是哈樂超市的老闆。弗瑞弟在我們店裏偷了東西，他的家長都不在，您可以來接他嗎？”

媽媽把飛飛交給鄰居，跳上車。安安在哪裏？

媽媽第一次當小偷，也是在八歲那一年。從母親皮包里拉出一張十元鈔票，然後偷偷藏在衣櫃底下。可是衣櫃上有一面很大的穿衣鏡，坐在客廳裏的父親眼睜睜看着女兒躡手躡腳的每一個動作。

安安在哪裏？他也偷了嗎？偷了什麼？

穿過一排又一排的蔬菜，穿過肉攤、麪包攤，穿過一格一格的雞蛋，在後面一個小小的辦公室裏，媽媽見到了剛上一年級的弗瑞弟。

弗瑞弟馬上哭了起來，拳頭揉着眼淚，抽泣着：

“是安安叫我來偷的——我自己不要偷的——是安安叫我來的……”

幾個大人圍在一旁。超市主人小聲對媽媽說：“他真怕了，不要嚇到他。”

媽媽蹲下來，把弗瑞弟擁在懷裏片刻，等他稍稍靜下來，才說：

“你別害怕，弗瑞弟，他們不會叫警察的，我們照顧你。我先要知道——”

媽媽扳正小男孩的肩，直直注視着他，“我先要從你嘴裏知道你做了什麼。真真實實地告訴我。”

“我進來，拿這些巧克力——”媽媽這纔看到桌上一大包糖，“塞在我衣服裏面，就這樣——”

現行犯當場表演他如何縮着脖子、弓着背、抱着肚子走出去。

媽媽想笑，但是忍住了，做出嚴肅的臉孔：“這個伎倆，是安安教你的還是你自己想的？”

“完全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聲音裏透着幾分驕傲，“全是我自己用腦袋想的！”

“這個小孩，”老闆插進來，“上星期我就從鏡子裏注意到，老是彎腰駝背地走出去，我就要我們小姐注意了。剛剛他又出現，第一次被他走掉，這一次我們是等着他來的。”

媽媽和老闆握手，感謝他對孩子的溫和與體諒，並且答應會和弗瑞弟的父母解釋情況。

弗瑞弟緊緊抓着媽媽的手，走出超市的玻璃門。

在小徑上，媽媽停下腳步，彎下身來面對着小男孩：

“弗瑞弟，我現在要問你一個問題，而你對這個問題必須給我百分之百的真實答案——你答應嗎？否則我就從此以後不再是你的朋友。”

弗瑞弟點點頭，他的臉頰上還有未乾的眼淚。

“我的問題是：是安安要你去偷的嗎？”

“不是，”回答來得很快很急，“不是，全是我自己計劃的，安安是我的朋友，我要講真話。他沒有叫我去偷。”

“好，”媽媽用手指抹去他的眼淚，“你答應從此以後再也不拿別人的東西嗎？”

他點點頭，“再也不了。”

沒走幾步，就看見安安坐在一根樹幹上，兩隻瘦腿在空中晃呀晃的。他看起來很鎮靜，那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鎮靜。

當媽媽和安安獨處的時候，安安終於憋不住了：“媽媽，我沒有偷。我沒做錯事。”

媽媽在花生油顏色的客廳裏坐下，安安在她面前立正。

“我不要聽一句謊話，你懂嗎？”

點頭。

“他去之前，你知不知道他要去偷？”

點頭。

“他偷了糖之後，是不是和你分吃了那糖？”

點頭。

“他以前偷，你都知道嗎？”

點頭。

“每次都和你分？”

“我們是好朋友。”

“你有沒有叫他去偷？”

“沒有。”很大聲。

媽媽擡眼深深地注視這個八歲的小孩。原野上有一羣乳牛，成天悠閒自在地吃草，好像整片天空、整片草原都屬於他們，一直到有一天，一隻小牛想闖得更遠，碰到了一條細得幾乎看不見的線——那是界線，線上充了電，小牛觸了電，嚇了一跳，停下腳來——原來這世界上有去不得的地方，做不得的事情。

“你知道什麼叫共犯嗎？”媽媽問。

“不知道。”

“共犯，”媽媽說，“就是和人家一起做壞事的人。譬如拿刀讓人去殺人，譬如讓別人去偷，然後和他一起享受偷來的東西……你的錯和弗瑞弟幾乎一樣重，你知道嗎？”

安安在思考，說：“他多重？我多重？”

“他六分重，你四分重。夠重嗎？”

點頭[]。

“我也得處罰你。同意嗎？”

點頭，眼簾垂下去。

母子兩人在書桌旁。“寫好了交給我，我去接飛飛回來。”

那天晚上，爸爸和媽媽一起坐在燈下看一篇寫得歪歪斜料的日記：

“今天很倒ㄇㄟ。弗瑞弟去哈樂ㄔㄠ市被ㄉㄞ到了。他媽媽不給他糖，所以他去偷。我心裏很ㄋㄞ受，因爲我也吃了偷來的糖。媽媽說那叫分贓。

我沒有偷，但是沒叫他不偷，因爲他都跟我分。我現在之道，偷是ㄐㄩㄝ對不可以的。我再也不會了。很倒ㄇㄟ，媽媽處ㄈㄚ我寫報告，寫錯很多字，ㄘㄚ了很久，我心裏很ㄋㄢ過。很ㄋㄢ過。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八日”

你知道弗瑞弟的遭遇嗎？第二天早上，他捧了一束鮮花，和他爸爸走到哈樂超市，向老闆鞠躬道歉。回來之後，被禁足一星期，意思就是說，放學回來只能在花園裏自己玩，不許出門。和好朋友安安只能隔籬遠遠相望。從書房裏，媽媽聽到他們彼此的探問。

“弗瑞弟，我媽ㄈㄚ我寫文章，現在還ㄈㄚ我掃落葉。你在幹什麼？”

掃把聲。腳踏落葉聲。

“我媽也ㄈㄚ我掃花園。葉子滿地都是。”

安靜，

“可是我覺得滿好玩的——你不喜歡掃落葉嗎，弗瑞弟？”

“喜歡呀，可是，我媽還讓我三天不準看電視。”

“啊，我也是……”黯然。

又是一個陽光濃似花生油的下午。

篇三：《胡美麗這個女人》

和你一樣，我有八年的時間沒見到胡美麗。和你一樣，我也想問她：這八年你到哪裏去了？

我們坐在她臥房的落地長窗前，下午兩點的陽光揮灑進來，想想看，冬天的陽光！我們不約而同將臉龐擡起，向着陽光，眯起眼睛。

德國的冬天使人想自殺，她說，你知道嗎？今年十二月，整整一個月，我們這裏的人平均總共享受了十九個小時的太陽，十九個小時！以往的十二月，平均陽光照耀的長度是三十八個小時。

我張眼看她，陽光裏是一張四十歲的女人的臉龐。皮膚的彈性和張力都鬆弛了，皺紋爬滿了額頭和眼角，眼睛下面浮起眼袋。

你憔悴了，胡美麗，我說。

她沒好氣地睨我一眼；還用你來說嗎？我們這種一年回國一次的候鳥最倒黴，一到臺北，每一個人擡頭看到你，第一句話就是，“你憔悴了！”因爲他們自己之間相濡以沫天天對看，不覺得自己變老；我卻是讓他們一年看一次，每一次他們就對照去年的印象，於是每次都像看到鬼一樣，說，哎呀，你憔悴了！好像他們自己青春永駐哩！

她半認真地發了陣牢騷，然後八歲的兒子進來問：“媽媽，我們可不可以看電視？”她鼓起眼睛作出很兇的樣子罵道：“時間還沒到看什麼電視不是講好每天從四點看到五點現在才兩點半你知道嗎！”

大兒子嘟着嘴出去，四歲的小兒子四腳落地用爬的進來，在胡美麗腳邊磨着，嘴裏還喵嗚喵嗚地叫着。做媽的笑着就要去摟他，他掙扎着不讓她抱，說：“你不要抱我，我是你的貓咪，你丟一條魚給我吃——”

等兩個孩子都到鄰家玩去了，我纔有機會問她：爲什麼她消失了八年？

我呀？她把腿長長地擱在另一張椅子上，兩隻手臂往後託着腦袋，臉仍又向着陽光，我呀？在鬧中年危機，鬧中年危機的人怎麼寫作？

中年危機鬧了八年？我傻了眼，是不是太長了一點？

以下，是胡美麗在那個有陽光的冬日午後對我說的話。她穿着條髒髒舊舊的牛仔褲，光着的腳擱在椅子上，向着陽光的臉龐，看起來還是那麼任性。

龍應臺，二十歲的時候，我以爲世界上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就是被人口販子拿去賣了淪爲軍妓，我都有辦法再站起來，只要有意志力，人隨時可以拯救自己。墮落是弱者的自願選擇。

三十歲，我覺得女人只要有覺悟，她可以改變社會、改變自己。八五年爲什麼寫《美麗的權利》？因爲那個時候的臺灣竟然還有女職員由於結婚懷孕而被迫辭職——那是九年前，這情況在九年後改變了嗎？沒有！去年就有一樁。這等於證明，寫了文章也沒用。

女人只是男人的一半！其實，有許多女人喜歡做男人的一半，有許多男人喜歡做女人的全部，這都沒問題，可是也有許多女人不想做人家的一半，她只想做她自己的全部；一個公平的社會必須也給這樣的女人有充分發展的機會，不是嗎？

“美麗的權利”也不過就是“充分發展的權利”。我當時所希望看到的，也不過是，有一天，當你問一班外文系的應屆畢業生“畢業想幹什麼”時，不會有三分之二的女生告訴你，她們想到貿易公司去當祕書！

我當然不是說，這些女人都該改口說“我們要去當老闆。”世界上沒這麼多老闆，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可是這個社會架構認定了老闆是男人做的，祕書是女人做的，而女人又毫不懷疑地認同、擁抱社會所派給自己的角色，這個社會未免太陳腐了吧？

我以爲，憑着女人的自覺，憑着人的意志力量，這個陳腐的社會是可以改變的，而且它也已經有所改變，至少，沒有哪個大學校長再敢在會議場合叫我“阿花”或“小姐”，你不能不說這是進步。

可是這進步算什麼？《美麗的權利》還沒寫完，該罵的人還沒罵到，我做媽媽了，美麗的權利受到空前的考驗。

生了孩子之後，你可以說是賀爾蒙在作祟，我不可自己地愛上了孩子，不只是自己的孩子，在馬路上走着叫着笑着鬧着的孩子我都忍不住要多看兩眼。幾年來還一直想着是否要收養一個不幸的孩子，讓他分享我滿溢的母愛；只是因爲對自己的體力不夠信任，所以沒有付諸行動。好吧，這樣喜愛孩子的人，當然不願意將孩子交出去給別人養，我自己享受都來不及呢！

謝天謝地，讓我做個全職媽媽吧！

咦！爲什麼你得帶孩子呢？爸爸到哪裏去了？你應該和他五十比五十地分擔呀！

一個二十二歲的絕頂聰明的新女性向我質問。她在大學裏學建築，通四種語言，將來要做世界一流的建築師。

呃——因爲我喜歡小孩，我喜歡看他們在公園裏縱情奔跑，喜歡聽他們牙牙學語，喜歡看他們吃得飽飽的，喜歡看他們睡着的臉龐，尤其喜歡抱着孩子的感覺可是爸爸的百分之五十呢？年輕的女孩振振有辭地：你的女性主義哪裏去了？

我的女性主義——我有點給她惹毛了——我的女性主義所要求的，是社會給予不同需求的女性都有發揮潛能的機會。我現在想發揮的就是一個全職母親的潛能。做爸爸的那個男人碰巧沒有像我這樣強烈的需求和興趣，因此這是另一種形式的公平分配。五十比五十是假平等，配合個人需求的纔是真平等，你懂不懂？

未來的建築師不置可否。

臺灣來訪的朋友，不熟的，進門來見到兩個又蹦又跳的小孩馬上就會問：“孩子交給誰帶？”

對不起，胡美麗自己帶：家裏住着的所謂“保姆”，其實只管打掃。這個世界是怎麼回事？好像受過多一點教育的女人就該不屑於做母親似的。我生的，我愛養，怎麼樣？

然後，漸漸的，我覺得可以出去教一兩門課，偶爾出遠門旅行個三四天，透透氣，帶孩子既是全職，那麼我也得休假呀！

現在，輪到那個做爸爸的男人振振有辭了：你怎麼能走？孩子怎麼辦？

我說，保姆可以暫代呀！你可以早點下班幫忙呀！

不行，男人說，孩子需要母親（這可是你胡美麗自己說的），保姆無可取代。而我呢，我下班回來已經累慘了，不能再帶小孩。

胡美麗當場呆掉。

於是我對男人咆哮，嘿，平時我擔負了教養孩子百分之九十的責任，那是因爲我喜歡，不是因爲我“活該”，你懂嗎？現在，我只想把我的部分改成七十，你挑上百分之三十，你竟然抱怨？太過分了吧你！

在和男人鬥爭的同時，有一天帶着孩子去一個澳洲朋友家的聚會。女主人安妮把我介紹給另一個客人，一個五十來歲看起來是個成功的商人的男人（凡“成功”的人都會有一種讓你知道他“成功”的眼神和姿態）。當安妮說，“美麗是個作家”時，成功的男人慈祥地答道：

“很好！那您可以賺點兒外快幫孩子付幼稚園的學費！”

我張口結舌地看着這個面帶慈祥微笑、自信滿滿的五十歲的成功的德國男人。

如果安妮介紹的是個男人，如果安妮說：“這位李大偉先生是個作家”，這個成功的男人會不會慈祥地說：“很好，李大偉先生，那您可以賺點兒外快幫孩子付幼稚園的學費？”

看着這個男人的嘴臉，真可以給他一巴掌，可是，我只是由於太過驚訝而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同時理解，這真的不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他的背後站着成千上萬的男人——德國男人、中國男人、世界上的男人——以同樣的眼光看着女人，慈祥的、友善的、絕對屈尊的眼光。在金殿酒店將女祕書灌醉爾後強暴她的男人，想必也有着類似的眼光。

回到家，想跟家裏的這個男人繼續抗爭。晚上，男人回來了，兩眼浮着過度疲勞、睡眠不足的血絲，他頭痛欲裂，他心情沮喪，他的手因爲工作壓力而微微顫抖，他的心臟因爲缺少新鮮空氣和運動而開始不規則的跳動，他像一個泄了氣的球，被棄置在角落裏。

你說我應該去和他爭回我應有的權利吧！現在，我應該對他說，我帶了一天孩子，現在輪到你男人了。然後“砰”地關上門，我去看電影，或者，拎起行李上機場去了。

可是我沒這麼做。我給他倒了杯葡萄酒，放了熱水在浴盆裏，在熱水中滴上一些綠油精，準備好一疊睡衣，然後呼喚他。在他入浴盆時，我說：“你再這樣下去，不到五十歲你就會死於心臟病。”

那麼，你問我，我是不是就從此心甘情願地讓孩子鎖在家裏呢？沒有，我出門的時候，保姆代勞。

保姆代勞，和我分擔了對孩子的責任，而那精疲力竭的男人也得到一點休息；用這個方式暫時解決了我的難題，但是並沒有爲這個時代的新女性回答任何問題：有了孩子的男人和女人如何在養育兒女和追求事業之間尋找平衡？國家必須介入到哪一個程度？（不要告訴我像中國大陸那種“全託”制度有任何優點，我堅持我的偏見）“男主外、女主內”，如果不是自由選擇，就不公平，但是男女都主“外”的時候，“內”由誰來主？如何平等地主“內”？

謝天謝地我負擔得起保姆，但不是每個人都能用我這個方法來解決問題。我喜愛孩子，所以不忍心將孩子託給他人照顧；我喜愛我的工作，所以我捨不得爲了孩子完全放棄我的事業。我主張男女平等，所以不允許男人認爲“男外女內”是天職；可是當我面對男人因工作壓力而疲憊不堪的臉孔，我又不忍心在他肩上再堆上一份壓力，即使那是本屬於他的一份。

也就是說，我矛盾、我困惑，我這個所謂新女性一旦受到考驗，竟然不知所措。（別告訴我西蒙波娃懂什麼；她根本就不知道小孩是個什麼東西。給我一個更好的例子！）一個如此矛盾、困惑、不知所措的人，她若是繼續寫文章告訴她的讀者女人該怎麼做女人——那她豈不是僞君子？我可以不聰明，但我不可以虛僞。

所以，四十歲的我，發覺一旦加上孩子這一環，男女平等的問題就變得雙倍的複雜。更何況，人走到中年，難免要問：這下一半的路是否仍舊這樣走下去？現代人懷疑一切、質疑一切，婚姻這個機構更不能免。在我看來，婚姻與個人的關係就如同國家機器和公民的關係。一個人需要安全，所以要婚姻，也要國家；但是人又渴求自由，隨時有想逃避婚姻、反抗國家機器膨脹的慾望。婚姻和國家機器一樣，兩者都是必要之惡。

我自己？我是荒野中的一頭狼，喜歡單獨在夜間行走，尤其在月光籠罩的晚上，有口哨聲的時候。

其他你就不必問了。這個世界有太多的問題最後只有自己知道答案。或者沒有。

一九九四年三月八日

國際婦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