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講啦施一公演講稿：知足常樂是創新的大敵（245期）

知足常樂是創新的大敵

演講時間：2017年09月16日

——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在《開講啦》第245期的勵志演講稿

我還挺緊張的，我想先問一下在座的有沒有我們河南老鄉？（有！）幾乎佔了一半兒了，因爲我是河南人，還是駐馬店人，所以到哪兒呢我都要先認一認老鄉，我想這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我其實就是一箇中國文化的產物，到現在爲止。我很幸運，我沒有考試，是保送去了清華大學，入學的時候，懵懵懂懂，從學校裏出來的時候，我覺得自己好像已經對這個世界看得很明白了，但是在清華的一件事情對我影響非常之大。

那就是我在大學三年級剛剛入學的時候，我親愛的父親突然之間離我而去。在9月21日上午，第四節課最後一節課下課之前，我們班的教室裏突然進來一位傳達室的老大爺，他就問大家，他說不好意思，我打擾一下你們，在座的有沒有一個叫施一公的？我說我就是，他說你家裏出事了，趕快出來。我當時心一凜，不知道什麼事兒，出來以後看電報上，我大姐發來的只有七個字：父病危，速歸速歸！我拿着書包，沒有回宿舍，就往火車站跑，十二點半就跳上了第一班去鄭州的特快上。我很少流淚，應該說我都不知道上一次是什麼時候流過眼淚。但是在火車上我一直忍不住，我不知道家裏出了什麼事。晚上九點多火車到鄭州，我根本沒有時間去等待公共汽車，我是從鄭州火車站跑回家裏，就是希望能夠見我父親一眼。但是在家的樓下，到樓門口的時候，看到的是幾個花圈。

那個時候我已經非常絕望，仍然想象這不是我的父親，我跑上四樓，敲開門，看到家裏的花圈，看到我父親的輓聯，當時我很崩潰，我無法抑制我的感情。其實我的父親在兩天之前下班的路上，被出租車司機疲勞駕駛撞倒了，這個司機把我父親送到醫院急救急診室的時候，我父親還只是昏迷。我們事後看記錄，當時的血壓一百三、八十，脈搏六十二，都是正常的，我相信如果正常施救，我父親會看到我今天。可是當時急救室裏有一條規定，任何人如果到急救室以後要先交五百塊錢押金才能施救，而1987年五百塊錢比現在我想五十萬都難湊。當時這個司機開着車，花了四個半小時湊足了五百塊錢，晚上十一點回到人民醫院急救室的時候，我父親脈搏已經沒了，零，心跳、血壓都沒有了，測不出來。我難以想象，爲什麼會發生在我身上，發生在我們家身上，爲什麼讓我承受這一切。大學三年級的我，我的所有的價值觀、世界觀是崩潰的，我多次會半夜起來兩三點跑到圓明園，直到把自己的體力在狂奔中消耗爲盡，大哭一場，才能凌晨回到宿舍開始一天正常的生活。其實我想了很久很久，我父親去世以後，我不再像以前一樣覺得我只是簡單的懵懵懂懂，簡單地繼續我的學業，也許將來做一個科學家。所以在大三的時候我告訴我自己，我一定要改變社會，我要從政，因爲我覺得，從政可以最直接地給一個城市，一個鄉村，一個省，一個行業帶來福祉。

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想法在衝擊我們，所以我這個從政的想法經過兩年之後最終沒有往前走。我是提前一年畢業，我迫不及待走上社會。我的第一份工作你們也難以想象，是去香港經商，合同都簽了，簽了以後還沒有得到履行合同就又失效了，還沒有就業就失業了。我想了一晚上，在清華大學學生宿舍七號樓的三樓，決定出國留學，出去看看。我剛去美國的時候，我是很迷茫，我曾經想轉行，曾經想轉計算機、轉經管，我覺得我一定要好好撫養我的母親，我要掙錢，想了很多。但沒有想到，一旦進了實驗室以後發現在科學研究這個殿堂裏面是如此之神妙，出乎你的想象。

1995年從霍普金斯大學生物物理系拿到博士學位，儘管覺得自己已經基本上板上釘釘會去做學問了，我總希望自己不留遺憾。我去面試了幾個位置，拿到了一個保險公司中國首席代表的位置，當時面試我的這幾位面試官有一位跟我講，他說小施啊，中國的保險法剛剛放開，你加盟我們，我們進軍中國市場，你轉眼間就是六位數字的收入，六位數你們知道是多少美元，然後你會是中國市場的開拓者。當時聽得我也是覺得很好玩，真的不是心曠神怡，因爲我覺得不夠浪漫。其實我去面試的主要目的是說服自己做學問，做科學是最浪漫的事情，最夢寐以求的事情。當你跟着自己的興趣，真正憑自己的興趣走一條路的時候，要堅定地走下去，不要被周圍的人、事物輕易打動，對於我而言，從事科學研究這條路，我從來都覺得是一條正路，從來不會爲周圍的東西所打動、所打斷。我也希望我們在座的朋友、同學、學生，大家能夠好好地走自己的路，不要輕易地被周圍的價值觀所牽引，尤其是不要輕易地被以金錢論英雄的價值觀所牽引。

對我影響最大的當然是我的父親，我也一直在想我父親對我的期盼，想我怎麼樣可以往前走下一步。博士畢業的時候我就想回國，其實我們這代學生，我們都一度以爲美國是一個美好、自由、完全民主的國家。實際上我的第一個夢幻破滅就是到美國之後，我在美國被搶過一次，我的車也被偷過一次。到美國之後，一兩年、兩三年的經歷讓我開始能夠比較客觀地審視周圍的環境和世界，讓我的世界觀重新穩定下來，甚至是回到了我父親、母親可能對我期盼的那種世界觀的這個尺度裏來。所以1995年的時候，我博士畢業，我想回國，我愛人仁濱問我，說你回國能幹啥？你只是博士畢業，中國也不缺你一個，也不差你這樣的人。當時我就答辯，我說回國至少三件事我可以做：第一，我可以去我的中學，去當英文老師，也可以做數學老師，我還是河南省數學競賽第一名呢，當時。我說如果我的中學不要我了，說我沒有做老師的資質怎麼辦？那麼我說我可以去做導遊，我喜歡旅遊，年輕的時候，像你們這麼大年紀的時候，我可以帶團，就你們現在去旅遊點，拿個小紅旗帶團，中文、英文講解咱都可以。如果還不行的話，我開出租車總可以吧，北京街頭我們的這個出租車司機多酷啊，侃大山、聊天，多豪爽，我就可以是叫出租哥，沒問題，而且我又喜歡開車。我從來都覺得天底下沒有過不去的難關，想開了，想清楚了，退一步海闊天空挺好的。但是畢竟我還有點不甘心，如果真要回來的話，我還想讓自己往前走一步，因爲你在用你自己的才智爲社會創造財富，你在用自己的力量推動社會前進的時候是一種浪漫。所以又讀了博士後，從讀博士後開始，1995年的春天一直到現在，我從事相對而言比較獨立的科學生涯整整二十二年，應該說這是最讓我內心得到平靜和滿足的一份職業。我有時候會在自己空閒的時候，給我的爸爸寫幾句話，告訴他我在學術上取得了什麼成就，我的這些成就將來有可能有什麼樣的應用，會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價值，我會給我的父親解釋一下。做學術讓我內心重新得到寧靜，讓我內心得到很多滿足。

如果你問我十年之前回國什麼目的，其實非常簡單，我想影響一批青年人，我想培養最優秀的創新型的青年人才。儘管1995年就想回國，一直到2007年，十年之前纔在清華開始培養第一個博士生，中間又隔了十二年，我又花了十二年做準備，我總在想，我在普林斯頓做的事情，能不能將來在清華能replicate，能夠再複製。我也常常心裏不平衡，什麼不平衡呢？我們總是以我們走出國門，到美國留學的留學生爲例，說你看這些人到美國有多好，可是跟大家說實話，做得也不好。我這一屆清華1985年，我們有兩千兩百五十一位本科生，畢業那一年和畢業之後那一年，我估計一千六七百都去了美國，現在大部分還待在美國，我沒有準確的統計數字。爲啥跟大家講這個，我講我的心裏不平衡，我們這麼多極其優秀的中國學子，中國學生到了國外，可是他們有多少能脫穎而出的，這個比例非常小，非常非常小。所以當我在普林斯頓，成爲助理教授的時候，我越發覺得心裏不平衡，當我去跨國大的製藥公司去參觀，當接待我的和我交談的都是白人，而下面打工的，我下面瞭解到的情況，這些中國人非常優秀，他們是我們的北大、清華、復旦、交大，國內一流的名校出去的學生，他們的智力，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學識，遠遠高於他們的僱主，他們的老闆，他們老闆的老闆，可是他們很滿足，非常遺憾，他們非常滿足。因爲我們的文化裏面，有一句話叫知足常樂，知足常樂用來對生活，對物質利益的追求沒錯，但是我們這些其實接受了大學文化教育的，得到了一些特殊教育背景的，我們這批中國人到了美國，到了海外，還是知足常樂，這就有大問題。所以我其實一直心裏非常不平衡，這也就是爲什麼，我自己想回清華，想回到清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