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勇於承擔風險和責任
“企業家”一詞源於法語的“entrepreneur”，其原意是指“冒險事業的經營者或組織者”。英語詞典對這個詞的解釋是：“someone who organizes a business venture and assumes the risk for it”。意思是說：“組織商業冒險併爲此承擔風險的人。”
從詞源和英語的解釋可以看出，“企業家”的核心內容是“冒險”和“承擔”。爲此，法國經濟學家薩伊甚至把企業家定性爲冒險家，是與土地、勞動、資本聯繫在一起的第四個生產要素。薩伊認爲，企業家自創業之初，就會考慮到可能會承擔破產的風險。美國經濟學家彼得·德魯克也認爲，企業家就是要勇於承擔風險。
商場如戰場。市場變化具有風雲莫測的特徵，決定了企業家必須具備冒險和敢於承擔的精神和心理素質。德魯克認爲：“企業管理的核心內容，就是企業家在經濟上的冒險行爲，企業就是企業家工作的組織。”
真正的企業家是有目的地尋找創新的源泉，始終與時俱進，並能把握機會進行開拓的人；以發現價值、實現價值和創造價值爲使命。更高境界的企業家則志存高遠，終其一生追求偉大的事業，努力謀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企業家的價值觀和目標層次，遠遠高於生意人和經理人。
由上可見，賺錢多少、成功與否並不是用來判斷是否是企業家的主要標準。時下政界和商界流行着這麼一句話：“做官須看《曾國藩》，爲商必讀《胡雪巖》。”胡雪巖雖然事業破產並客死他鄉，但並不妨礙其被世人視爲偉大的企業家。賴昌星之輩雖然賺了很多錢，但卻不配稱作企業家，因爲他們不僅賺錢手段違法，而且，事發後畏罪潛逃，不敢承擔該負的責任。
總體來說，我國缺乏企業家。股市、期貨這些商業工具均由西方企業家發明並廣泛應用於西方，而不是中國。現代中國商人的智慧甚至還不如古人。陶朱公范蠡“論其（商品）有餘和不足，則知（價格）貴賤”“旱則資舟，澇則資車”；商祖白圭“時賤而買，時貴而賣”；商理家計然“薄利多銷，無敢居貴”。然而，今天的中國商人大多複製西方，抄襲古人，卻沒有學習到位，以至於“毒米”“三聚氰胺”“瘦肉精”等投毒於民衆，嚴重違背商業道德的事件屢屢發生。
企業家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哥倫布發現了新大陸，但J.P.摩根重組了新大陸”這句話道出了企業家對整個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企業家的價值，不亞於政治家甚至不亞於科學家。飛機、冰箱、空調、電視、計算機、手機等改變現代生活、提升生活品質的產品，沒有企業家冒險投資生產並適時投入市場，就不可能得以逐步普及；這些產品，也是企業家根據市場的需要投入巨資進行研發後，才得以發明、創造和生產的。
但是，當今中國社會，人心浮躁，金錢至上，急功近利。這種環境導致中國企業人創新思想退化，冒險意識淡薄，擔當精神嚴重缺失。而且，無論是制度層面，還是政策層面，中國企業家生存和發展的環境都不寬鬆。企業人一旦出名，便有各種事端接踵而至；當其身陷困境時，不但沒人出來支持，相反，幸災樂禍者有之，落井下石者也不少。因此，企業家在中國成爲一種越來越稀缺的資源。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中國在培育企業家的事情上任重而道遠。我們必須構建健康開放的商業環境，爲企業家的成長提供良好的土壤、文化和氛圍。
首先，要尊重企業家。中國自古宣揚“學而優則仕”和“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思想，在長達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都倡導和實施“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地位始終處於較低層面。表面上來看，現在中國的商人地位已經有所提升。但實際上，人們尊重的並非商人或企業家，而是一種“拜金主義”現象。“傍大款”就是這種現象的生動寫照。
當今中國，仕貴商賤的思想隨處可見，比如，幾千名學生報考一個公務員職位；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地位明顯高於私營企業領導人，因爲國有企業領導人帶有“官”位；而在國有企業之中，央企領導人的地位又高於地方國有企業領導人，因爲央企本身的“官”階高於地方企業；甚至連藝人的地位也遠遠高於企業領導人，比如，一個演員（哪怕是一個三流的演員）的結婚、離婚或者出軌的消息，往往蓋過一個企業家上億美元的併購新聞。只有當我們像尊重官員和諾貝爾獎獲得者那樣尊重企業家時，我們纔可能產生真正的企業家；也只有當中國企業家哪一天對掛任“代表”或“委員”沒有興趣時，哪一天才是中國企業家真正成長的時期。
其次，要容許失敗。企業家注重的是長期效益，而非急功近利。由於所從事的工作帶有冒險性，失敗在所難免；而且，有時爲了成就更大的事業必須冒着失敗的風險，正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爲了發現王子，你必須和無數個青蛙接吻”。對於企業家而言，任何失敗都能被其內化爲可觀的精神財富，並進而爲他人提供經驗或教訓。對於身處逆境仍堅韌不拔的企業家來說，今天的失敗，往往就是明天成功的前奏。古今中外不乏這樣的例子：“商聖”范蠡、“巨人”史玉柱、“股神”巴菲特、“金融天才”索羅斯等人，都是在經歷失敗的涅槃後而成就了顯赫的商業傳奇。
一個社會怎樣對待商人的失敗，決定了它能否產生真正的大企業家。比如，爲什麼中國香港可以成就李嘉誠，中國臺灣可以產生王永慶，而新加坡卻一直沒有類似成功的企業家呢？最重要的一點便是，新加坡當局怕輸，不允許失敗，甚至對失敗者落井下石！這就嚴重阻礙了新加坡企業家的產生與成長。
因此，在我們對成功的企業家心懷敬意的同時，對一時失敗的企業家也要給予大度和寬容。社會的寬容與大度，是企業家成長的重要條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