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就是件很偶然的事

1985年夏天，我在紅星幼兒園的二樓緊張地排練。

老師們千挑萬選，選中張凌做領唱，我們表演的節目是《我們的祖國是花園》。一個月後，我們高唱着“花園的花兒真鮮豔”，“每個人臉上笑開顏”，曲終，張凌往前走一步，極具範兒地一鞠躬，臺下紅星廠的領導果真笑開了顏。

我們集體升入紅星子弟小學。

選班干時，大家推選張凌做文娛委員，理由是他領唱過“花園的花兒真鮮豔”。有同學大喊張凌“小花朵”，張凌怒了。

“小花朵”一直叫到小學畢業。

此後多半和張爸爸有關。張爸爸疼張凌疼得要命，直至小學五年級，還每天接送他。於是，老師一說“溫室裏的花朵”，大家就擠眉弄眼，瞅向張凌。

那真是個快樂的童年。

我們的生活以大院爲圓心畫圓。我們都覺得，會子弟小學、中學、技校一路讀下去，哪怕讀大學，最後也是回廠上班，這也是幾萬人的紅星廠，大部分人的人生軌跡。

到我們初三時，事情有了變化。比如，每天晚上八點，我家的門鐵定被敲響。我媽媽負責工會工作，那段時間，接待申訴、求助的頻率明顯比以往高。大人們的話題在“輪崗”、“待崗”、“下崗”中來回，這緊張、彷徨波及了我們。

張凌說，他要去廣州闖闖。他揣着四五百元，悲壯地甩甩中分發，上了南下的火車，張家人被矇在鼓裏。

我選擇上高中，說實在的，我覺得上大學才能不“下崗”，有人在我家客廳跪下，這讓我恐懼。

我的同學們都有了自己的選擇。有人去當兵，有人學美髮，有人發奮學習，有人懵懂着開始混社會——無論什麼選擇，大人們都似乎焦慮得無暇顧及。

一年後，張凌回來了。他走到哪，後面都有幾個小嘍囉，他說，廣州話，這叫馬仔。過了段時間，他悄然失蹤。我們不知道，他在廣州-幹-過什麼，只知道很快，他因搶劫上了報紙，又被收押到某農場。

一天，張凌家裏傳來慟哭聲，接着張爸爸大吼，他和張凌脫離父子關係。原來，染上毒癮的張凌越獄回家，找張媽媽要錢，張媽媽不給，張凌便推倒她，從她耳朵上硬生生拽下金耳環，揚長而去。張媽媽倒在牆側，兩隻耳朵血淋淋，直至張爸爸回家後發現。

又過了些日子，一個傍晚。

大院裏人擠人，中間空了好大一塊兒。張爸爸拿着一面鑼，一路走，一路敲，一邊喊：“爲民除害！”“張凌被槍斃了！”他喊着喊着，突然把鑼扔在路中央，“哐”！他蹲下來，雙手捂着臉，號啕大哭。

殘陽如血。

我受到極大震動。兩耳是哭聲、議論聲，滿眼是因生活困頓而顯得憔悴，漠不關心的臉。紅星幼兒園就在我的身後，和我一樣的“小花朵”卻用一種不光彩的方式離去。我更加厭惡這沒有希望的生活，發誓要離開破敗的廠區。

2005年，一場小學同學的婚禮，同學們又坐在一起。婚禮後，大家去唱歌，想唱一首當年的“花園的花兒真鮮豔”，遍索目錄，卻沒找到。某同學點了一首《那些花兒》。

“那片笑聲，讓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兒……”

“今天我們已經離去在人海茫茫……”

“我們就這樣各自奔天涯。”

這花兒，讓人想起那花兒。有人咳嗽一聲，說前幾天，看到了張爸爸，佝僂着背。有人嘆息着，回憶張凌小時候的點點滴滴。在座的人如今有的經商，有的從政，用不同的方式在天涯海角謀生。某軍官同學突然說，青春就是件很偶然的事，很偶然的選擇，很偶然的改變，很偶然的結果。

我看看眼前的小花朵們，想想張凌，想想自己，想想我們最初都是“花園的花兒”，最後卻“各自奔天涯”有不同的結局，十多年前該流的淚這一刻奔涌，爲父輩的大時代，爲我們懵懂、殘忍的青春，無常、偶然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