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他們那麼有錢？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誰讓他們那麼有錢？不是別人，正是他們自己

文/何帆

並非所有的“不平等”都是不好的，以勞動收入的不平等而言，導致勞動者收入不同的因素中，有些是正常的，甚至是積極的。比如，勤奮的工人理應比懶惰的工人收入高，聰明人比笨人掙得多。影響資本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也有合理的部分。比如，我們預見到未來可能會有收入或支出的不確定性，因而增加儲蓄，這是一種明智而審慎的行爲。《伊索寓言》中寫道，螞蟻在夏天的時候忙着儲存過冬的食物，知了卻天天唱歌嬉戲，到了冬天只好餓肚子。

一個社會中收入最高的10%，往往聚集了這個社會的精英。當我們談論收入不平等的時候，“10%”們很容易產生反感情緒，因爲他們相信，自己的一切都是靠個人奮鬥得來的。

但就收入不平等而言，真正值得擔憂的不是“10%”們。

階層中又分階層。在收入最高的10%中，又可以再區分出“1%”和“9%”。“9%”們可能感到自己已經能夠和“1%”們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只有“1%”們才知道，他們的世界和“9%”們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從“9%”到“1%”，像鯉魚跳龍門一樣困難。

在“10%”中的“9%”，收入主要來自於工資。只有到了更高的“1%”，甚至是到了最高的“0.5%”，資本收入所佔的比例才超過勞動收入。在“1%”中，收入越高，房產在財富中所佔的比例越低，金融資產所佔的比例越高。金融資產又主要以股票爲主。來自股票的收入又主要來自於股票的分紅，而非股票增值後的收入（即炒股票的收入）。

20世紀80年代之後，首先在美國，然後波及其他國家的一個特殊現象，就是出現了一批高居“1%”的拿天價年薪的“明星經理人”。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羣的收入佔國民收入的比例提高了15%，這其中3/4盡入“1%”們的囊中。

爲什麼這些“超級經理人”能夠拿這麼多的錢呢？

如果我們相信，是因爲20世紀80年代之後出現了技術革命，只有少數明星企業家才能出衆，順應了趨勢，因此，他們拿那麼多錢是理所應得的，那麼，“超級經理人”應該在全球範圍內出現，但爲什麼我們只在英美等國家看到了這一變化呢？

觀察收入最高的“1%”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超級經理人社會”主要出現在盎格魯-撒克遜國家。20世紀70年代，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收入最高的“1%”人羣的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在6%——8%。到了2010年，美國的這一比例已經高達20%，英國和加拿大的是14%——15%，澳大利亞的是9%——10%。在歐洲大陸國家和日本，收入最高的“1%”人羣的收入佔國民收入比例同樣有所提高，但趨勢要緩和得多。難道只有美國出現了互聯網？難道只有在美國出現了對特殊的企業家才能的需求？

如果我們同意，“超級經理人”的天價高薪是因爲他們才能出衆，那麼，我們怎麼解釋“1%”和“9%”之間的巨大鴻溝？年薪在10萬——20萬歐元之間的“9%”，收入水平的增長速度僅僅稍快於平均水平，而年薪在50萬歐元，甚至100萬歐元之上的“l%”，收入水平則大幅度提高。假如收入是由能力決定的，從“9%”到“1%”，收入應該是逐漸提高的，爲什麼會突然出現一個躍進呢？“9%”和“1%”這兩個階層的成員，無論從受教育程度、專業技能還是工作經驗上看，都相差不大，何以會有如此巨大的差異？就算是你的老闆比你聰明，難道他能夠比你聰明5倍，甚至10倍？

其實，我們不必再掩耳盜鈴。“超級經理人”得到天價年薪的理由很簡單：他們的年薪大多是由他們自己決定的。大部分企業都有薪酬委員會，而薪酬委員會的成員要麼是高管的朋友，要麼是和他們一樣有錢的“1%”，有意或是無意，他們都會高估自己的能力，要求給高管更高的薪酬。這不能只是責怪他們貪婪，而是要認識到制度是有缺陷的。人性是經不起考驗的，當高管在決定自己薪酬的時候擁有太多的自主權，將會帶來公司治理機制的失效，並且帶來整個社會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