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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我的老師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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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羨林:我的老師們

季羨林:我的老師們

在深切懷念我的兩個不在眼前的母親的同時,在我眼前那一些德國老師們,就越發顯得親切可愛了。

在德國老師中同我關係最密切的當然是我的Doktor-Vater(博士父親)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我同他初次會面的情景,我在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他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非常年輕。他的年齡確實不算太大,同我見面時,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他穿一身厚厚的西裝,面孔是孩子似的面孔。我個人認爲,他待人還是彬彬有禮的。德國教授多半都有點教授架子,這是他們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所決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爲轉移的。後來聽說,在我以後的他的學生們都認爲他很嚴厲。據說有一位女士把自己的博士論文遞給他,他翻看了一會兒,一下子把論文摔到地下,忿怒地說道:“DasistaberallesMist!(這全是垃圾,全是胡說八道!)”這位小姐從此耿耿於懷,最終離開了哥廷根。

我跟他學了十年,應該說,他從來沒有對我發過脾氣。他教學很有耐心,梵文語法摳得很細。不這樣是不行的,一個字多一個字母或少一個字母,意義方面往往差別很大。我以後自己教學生,也學他的榜樣,死摳語法。他的教學法是典型的德國式的。記得是德國十九世紀的偉大東方語言學家埃瓦爾德(Ewald)說過一句話:“教語言比如教游泳,把學生帶到游泳池旁,把他往水裏一推,不是學會游泳,就是淹死,後者的可能是微乎其微的。”瓦爾德施米特採用的就是這種教學法。第一二兩堂,念一念字母。從第三堂起,就讀練習,語法要自己去鑽。我最初非常不習慣,準備一堂課,往往要用一天的時間。但是,一個學期四十多堂課,就讀完了德國梵文學家施騰茨勒(Stenzler)的教科書,學習了全部異常複雜的梵文文法,還唸了大量的從梵文原典中選出來的練習。這個方法是十分成功的。

瓦爾德施米特教授的家庭,最初應該說是十分美滿的。夫婦二人,一個上中學的十幾歲的兒子。有一段時間,我幫助他翻譯漢文佛典,常常到他家去,同他全家一同吃晚飯,然後工作到深夜。餐桌上沒有什麼人多講話,安安靜靜。有一次他笑着對兒子說道:“家裏來了一箇中國客人,你明天大概要在學校裏吹噓一番吧?”看來他家裏的氣氛是嚴肅有餘,活潑不足。他夫人也是一個不大愛說話的人。

後來,大戰一爆發,他自己被徵從軍,是一個什麼軍官。不久,他兒子也應徵入伍。過了不太久,從1941年冬天起,東部戰線膠着不進,相持不下,但戰鬥是異常激烈的。他們的兒子在北歐一個國家陣亡了。我現在已經忘記了,夫婦倆聽到這個噩耗時反應如何。按理說,一個獨生子幼年戰死,他們的傷心可以想見。但是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是一個十分剛強的人,他在我面前從未表現出傷心的樣子,他們夫婦也從未同我談到此事。然而活潑不足的家庭氣氛,從此更增添了寂寞冷清的成分,這是完全可以想像的了。

在瓦爾德施米特被徵從軍後的第一個冬天,他預訂的大劇院的冬季演出票,沒有退掉。他自己不能觀看演出,於是就派我陪伴他夫人觀看,每週一次。我吃過晚飯,就去接師母,陪她到劇院。演出有歌劇,有音樂會,有鋼琴獨奏,有小提琴獨奏等等,演員都是外地或國外來的,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劇場裏燈火輝煌,燦如白晝;男士們服裝筆挺,女士們珠光寶氣,一片昇平祥和氣象。我不記得在演出時遇到空襲,因此不知道敵機飛臨上空時場內的情況。但是散場後一走出大門,外面是完完全全的另一個世界,頂天立地的黑暗,由於燈火管制,不見一縷光線。我要在這任何東西都看不到的黑暗中,送師母摸索着走很長的路到山下她的家中。一個人在深夜回家時,萬籟俱寂,走在寧靜的長街上,只聽到自己腳步的聲音,跫然而喜。但此時正是鄉愁最濃時。

我想到的第二位老師是西克(Sieg)教授。

他的家世,我並不清楚。到他家裏,只見到老伴一人,是一個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麼親眷,從來沒有見過。看來是一個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儘管老夫婦情好極篤,相依爲命。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早越過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國的老師中對我最愛護、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師。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劇烈地跳動,老淚立刻就流滿全臉。他對我傳授知識的情況,上面已經講了一點,下面還要講到。在這裏我只講我們師徒二人相互間感情深厚的一些情況。爲了存真起見,我仍然把我當時的一些日記,一字不改地抄在下面:

1940年10月13日

昨天買了一張Prof.Sieg的相片,放在桌子上,對着自己。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激他。他簡直有父親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裏就生出無窮的勇氣,覺得自己對梵文應該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簡直對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

5點半出來,到Prof.Sieg家裏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長已答應。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應該怎樣感謝這位老人家,他對我好得真是無微不至,我永遠不會忘記!

原來他發現我生活太清苦,親自找文學院長,要求增加我的薪水。其實我的薪水是足夠用的,只因我枵腹買書,所以就顯得清苦了。

1941年,我一度想設法離開德國回國。我在10月29日的日記裏寫道:

11點半,Prof.Sieg去上課。下了課後,我同他談到我要離開德國,他立刻興奮起來,臉也紅了,說話也有點震顫了。他說,他預備將來替我找一個固定的位置,好讓我繼續在德國住下去,萬沒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勸我無論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設法同Rektor(大學校長)說,讓我得到津貼,好出去休養一下。他簡直要流淚的樣子。我本來心裏還有點遲疑,現在又動搖起來了。一離開德國,誰知道哪一年再能回來,能不能回來?這位像自己父親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見了。我本來容易動感情。現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場。

像這樣的情況,日記裏還有一些,我不再抄錄了。僅僅這三則,我覺得,已經完全能顯示出我們之間的關係了。還有一些情況,我在下面談吐火羅文的學習時再談,這裏暫且打住。

我想到的第三位老師是斯拉夫語言學教授布勞恩(Braun)。他父親生前在萊比錫大學擔任斯拉夫語言學教授,他可以說是家學淵源,能流利地說許多斯拉夫語。我見他時,他年紀還輕,還不是講座教授。由於年齡關係,他也被徵從軍。但根本沒有上過前線,只是擔任翻譯,是最高級的翻譯。蘇聯一些高級將領被德軍俘虜,希特勒等法西斯頭子要親自審訊,想從中挖取超級祕密。擔任翻譯的就是布勞恩教授,其任務之重要可想而知。他每逢休假回家的時候,總高興同我閒聊他當翻譯時的一些花絮,很多是德軍和蘇軍內部最高領導層的真實情況。他幾次對我說,蘇軍的大炮特別厲害,德國難望其項背。這是德國方面從來沒有透露過的極端機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