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訪日歸來

巴金：訪日歸來

我四個月不曾執筆。在醫院裏一共寫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後的一篇就是在東京召開的國際筆會大會上的發言《我們爲什麼寫作？》。寫完發言稿不久我便離開醫院。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做參加東京大會的準備。醫生同意我出國，這說明我的病已經給藥物控制住，健康逐漸在恢復，只要按時服藥，不讓自己疲勞，我看短短兩個星期的出國訪問是可以應付過去的。我的確很樂觀。

朋友中多數不贊成我出國開會，他們害怕我的身體吃不消。我病了兩年多，兩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時間，接觸新鮮空氣的機會很少，自我感覺就是一個病人。探望的親友們一來，問的、談的也總是關於病的事，談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這種精神狀態，又瞭解我的一些病情，親友們當然會爲我的健康擔心。其實連我自己也有過動搖、灰心的時候。跟疾病做鬥爭，的確需要很大的勇氣，但也少不了醫生的支持。醫生的同意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此外，還有一種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醫院探病，邀請我參加東京的大會。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訪問，水上先生“非常憂慮”我的“健康”①，但他們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會。我的答覆始終是這樣一句：“只要健康允許，我一定出席。”我這樣回答並非使用外交辭令，我心裏想：我決不讓朋友們失望。出發前兩天見到從北京來的我們中國代表團的幾位成員，閒談中我還說：“我認爲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們贊同我這個意見。

我在日本度過了兩個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奮，忘了疲勞，忘記自己是一個病人，甚至忘記按時服藥。除了行動不便、不得不謝絕宴會、坐在輪椅上出入機場外，我好像是一個健康人。不用說，朋友們安排我的生活與活動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兒在內也很關心我的飲食和休息。爲了安排日程，我和他們就有過分歧，我說：“我既然來了，就要儘可能多見些老朋友，不要拒絕任何人。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我知道同老朋友歡聚，不會使人感到緊張。我在東京京王廣場飯店第三十九層樓房住下來，第一天便對人說：我到了東京，就是戰勝了疾病。我爲了友情而來，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從第二天開始，我訪問過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掃過中島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的招待會，參加國際筆會四十七屆大會的開幕式和閉幕式，還在全體大會上發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順二先生分別進行過四次對談……在旅館裏會見了許多來訪的老朋友，見到不少想見的熟人。客人去後，或者我從外面回來，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裏，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車一輛緊接一輛連續不斷，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這個鬧市區，房裏沒有一點噪音。我什麼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繚亂，雖然在夜裏樓前是五光十色。我心裏十分平靜。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動較多的日子裏我也不曾增加服藥的劑量。一切都很順利。兩個星期就這樣箭也似的飛過去了。在成田機場上，我坐着輪椅走向機艙，送行者帶淚的告別聲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了自己地揮手高呼“再見！”我彷彿做了一場美好的夢。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債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預料相反，我並不曾病倒。我去醫院找那位經常給我看病的醫生，她也認爲我的病情穩定，可以不住進醫院。東京的旅行給我證實一件事情：在我這個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到了東京，晚上商談日程時，我只向主人提一個要求：去中島健藏先生墓前獻花。第二天上午車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島京子夫人早已在門口等候，文化交流協會的白土吾夫先生也來了，他們給我帶路，女兒小林或者擔任譯員的小陳攙扶我。

多少年我沒有這種“清晨入古寺”②的感覺了。但是我怎麼能相信我是去掃墓呢！？這位分別七年的老友，他的笑聲還在我的耳邊。我多麼想看見他，我有多少話要對他說啊！我着急，我爲我的移動艱難的左腿感到苦惱。……雖然吃力，雖然慢，我終於到了中島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潔、樸素的墓碑上刻着他們伉儷的名字。碑前一對插花的石瓶，下面還有一個香爐。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紅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說：“這是我們的習慣。”我點點頭答道：“我們過去也是這樣。”旁邊還有中島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樣整潔、大方，我的父母就是這樣合葬的，我母親安葬的時候，父親就讓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後父親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紅字才塗成黑色。這已經是六十幾年前的事了，但那樣的墓碑還鮮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裏，我看看四周，空氣清新，很安靜，又很肅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裏喚着他的名字，二十幾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現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舉着酒杯對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個躬。我睜大眼睛，莊嚴的墓碑默默地對着我，沒有人講話。我的耳邊響起一個熟悉的聲音：“爲我們的友誼乾一杯吧。”我的眼睛溼了。我責備自己：我來遲了，又不曾把酒帶來。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對談。然後我再虔誠地鞠一個躬……爲什麼還要帶酒呢？我已經把心掏出來掛在墓前了。我含着淚水對京子夫人說：“多好的人啊，他沒有私心，爲着人民的友誼拿出自己的一切。”離開豪德寺以後，我一直在想吳季札的故事③，我永遠忘不了別人轉告我的一句話：“日本的中島健藏一刻也沒有忘記他們。”中島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邊。

三

在京王飯店的高樓上，每天都有老友來看我。我們交談的時間並不長，講的都是普通的問候話，可是這些話來自我們的內心，包含着真誠的祝願和無限的關心。這樣的交談是一種友情的積累。多一次會晤就多一番瞭解。我同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雖然中間經過一場“文革”的大災難，友情也並未中斷，它彷彿一本大書照常一頁一頁地翻過去。幾十分鐘的會見，半小時的暢談，常常把長時間的想念牢牢地連在一起。根據個人的經驗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義。

朋友S從橫濱來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蹣跚，還有一個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見到他，他的身體似乎比現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訪問日本，他還作爲主人接待過我們，那時我就發現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後來聽人講起他在“文革”期間受了“極左”思潮的影響，替我國“左派”做過宣傳，在國內得不到人們的諒解，因此很感痛苦。這樣的事我聽說在一些歐洲朋友中間也發生過，因此我只當做“小道消息”聽了進去，並不曾向那位朋友問個明白。說句實話，我早已習慣了這種事情，不以爲奇了。

我們親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來，我們短短地講了彼此的情況。我忽然發覺他的面貌似乎年輕了些，原來他的髮型變了：他剪了平頭。我什麼也沒有問，只是聽他講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頭髮，爲了懲罰自己，爲了表示不原諒自己……”他的話使我大吃一驚，我沒有想到他講得這樣認真，可以說我毫無思想準備。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態。我就老老實實地說出自己的想法：“這不能怪您，您相信別人，受了騙，應當由別人負責。您何必爲過去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並不同意我的說法，不過他也不曾表示異議。我們換過話題談了些令人比較愉快的事情，還談到可能的下一次的會晤。分別的時候，我把他送到電梯口，帶笑地說：“再見！”但在他的笑容中我還看到嚴肅的表情。

於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靜靜地望着下面五顏六色的燈綵。我看到的卻並不是車水馬龍的夜景，只是一個匆匆趕回橫濱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頭，好像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聲不響，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裏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擡起頭轉過來。怎麼？明明是我自己！

我彷彿捱了當頭一棒。我想起來了：我也曾剪過平頭。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內受盡折磨的日子裏。我們十幾個上海作家協會的“牛鬼”有一天給集中起來聽監督組的負責人訓話，這樣的訓話是經常發生的。這次講話的是一個過去的勤雜人員，他罵了一通之後，“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頭。他並不說明理由。那時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沒有人敢違抗，至少我們這些人不敢。我剛理過發才兩三天，回家後同蕭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頭上動了一陣，說：“可以了。”我就這樣應付了機關裏的監督組。下個月我去理髮店時還小心囑咐理髮師“剪平頭”。這樣過了幾個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麼不方便，更沒有領會到“懲罰”的意義，只是自己有時照照鏡子覺得有點不順眼罷了。可能造反派當時還有什麼打算，不過沒有成功，後來就放棄不提，我也忘記了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來訪好像用一根鐵棍攪動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來了。

舊日的沉渣給染上了新的顏色，像無數發亮的針聚在一起，不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覺得頭越來越沉重，好像壓在朋友S的肩頭的那個包袱給搬到我的背上來了。我想忘掉的幾十年的舊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現，又是那樣顯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開始問自己：難道我欠的債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難道我不曾受騙上當自己又去欺騙別人？！難道我沒有拜倒在巫婆腳下燒香唸咒、往井裏投擲石子？！還有，還有……可是我從來沒有想到“懲罰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樣償還欠債。事情一過，不論是做過的事，講過的話，發表過的文章，一概忘得乾乾淨淨，什麼都不用自己負責。我健忘，我周圍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後大家都還可以很輕鬆地過日子，彷彿什麼事情都不曾發生，誰也沒有欠過誰的債。我甚至忘記自己剪過平頭，而且是別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頭的瘦臉又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他嚴肅地、聲音嘶啞地反覆說：“債是賴不掉的。”就是這一句話！

…………

整個夏天過去了。我仍然聽見同樣的一句話。我常常靜下來，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這樣的感覺：沉重的包袱壓得我擡不起頭。我甚至想到理髮店去，在大鏡子前面坐下，說一聲：“給我剪平頭。”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緊緊地握手，我也要做一個不賴債的人。

九月三日寫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