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麗宏：有一箇中國音樂家
趙麗宏：有一箇中國音樂家
他的手，最後在空中有力地劈了一下，歌聲倏然消失了。曾經被優美深情的歌聲激動過的空間沉寂了片刻，馬上便爆發出暴風雨般的掌聲。這掌聲是獻給歌手們的，也是獻給他的——是他，用那雙神奇的指揮家的手，從容不迫、優雅瀟灑地牽引出了激情洋溢的歌聲。歌聲陶醉了無數熱愛音樂的心靈……然而他什麼也聽不見了！歌聲、掌聲、喝彩聲，他都聽不見了。他的耳畔一片寂靜。只有一顆顆亮晶晶的汗珠，在他的佈滿皺紋的黝黑的臉上滾動，兩點瑩瑩的淚光，在他的眼眶裏閃爍……是的，那雙對他來說像生命一樣重要的耳朵，那雙音樂家的耳朵，在指揮合唱的中途突然失聰了！他站在指揮台上，面對着近百人的大型合唱團，隊員們也在向他鼓掌，他聽不見，但他在微笑。這種情況出現過幾次，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每次總是如有雷電擊穿耳膜，然後便是一片死寂，只看見歌手們的嘴在跟着他的手勢一張一翁，一張一翕……這時候，歌的旋律便從他心中升起，在全身的每一根血管中奔流回旋，並且作用於那雙剛勁而又靈巧的手，化成一個又一個連續不斷的動作。
指揮沒有中斷，歌聲沒有中斷，音樂會沒有中斷……他不是貝多芬，但貝多芬失聰後指揮樂隊的感覺和心情，他卻一次又一次親身體驗了……他慢慢地走下指揮台，步履蹣跚，艱難地向後臺走去。他的耳畔一片寂靜。
有人在臺下高聲喊他的名字：
“楊鴻年！”
“楊鴻年！”
“再來一個，楊鴻年！”
他又從後臺走出來了，依然步履蹣跚，腳跛得厲害。那位年輕秀麗的女報幕員從後臺趕上來，扶着他走向臺中央，再次登上那小島般的指揮台。他站在小島上，周圍是掌聲和歡呼聲組合成的滾滾浪潮……好，再一次舉起手來——聽不見聲音又何妨，只要心兒還會歌唱！
在優美的歌聲裏，我要告訴你關於他的故事——他，着名的指揮家、中央音樂學院副教授楊鴻年。這是一箇中國音樂家的故事，也是一個普通中國知識分子的故事，也許，這故事中並沒有離奇曲折、引人入勝的情節，但我還是忍不住要告訴你……音樂會上，出現了一隻破口琴……一隻破口琴，被一雙瘦小的少年人的手緊握着，從一件洗得發白的學生裝口袋裏拿了出來。口琴的外殼早已失去了程亮的光彩，斑駁的“克羅米”下露出了暗黃的銅色，兩頭的螺絲也已經丟失，只是用兩根細銅絲扎着……這是抗戰勝利後不久的一天，在南京的女鋼琴家包恩珠的客廳裏，一場家庭音樂會己接近尾聲，聚集在這裏的是一羣喜歡音樂的富家子弟。剛纔，有人用小提琴拉舒曼的小夜曲，有人用鋼琴彈李斯特的《愛之夢》，還有一把閃閃發光的小號，結結巴巴吹了一段爵士樂……在這個家庭音樂會上，他是個最不起眼的人物。他像一隻膽怯的小鹿，縮在客廳的角落裏，不安而又陶醉地注視着，傾聽着。也許是因爲衣着寒倫的緣故，幾位西裝革履的青年不時投給他幾道輕蔑和疑惑的眼光：這小叫化子似的傢伙，怎麼也到這裏來了？
他是被中學的一位同班同學邀請來的，這同學的母親，就是音樂會的東道主包恩珠。包恩珠是中央大學音樂系的鋼琴教師，這位帶有歐洲血統的基督教徒，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從事她心愛的音樂事業，孩子們卻都不願意。她組織家庭音樂會，就是想引起孩子們對音樂的興趣。
“楊鴻年，你吹一段口琴吧。”
“吹呀，你不是還在聯歡會上得過獎嗎！”
坐在他身邊的幾個同學起勁地慫恿他，他從口袋裏拿出那隻可憐的破口琴，卻有些不知所措了。他覺得，那些拿着小提琴、撫摸着小號的年輕人，那些用手指輕輕地在五線譜上彈着的先生們，那些心不在焉地低聲交談着的女士們，眼睛裏都流露出異樣的眼光，他是熟悉這種眼光的……“不要緊張，你吹吧。”
坐在鋼琴前的包恩珠開口了，她親切地微笑着，向他點了點頭。他是敏感的，他從她的目光中看到了善意，然而這只是一個善良的優越者對一個弱者的同情……吹吧！他咬了咬牙，慢慢地舉起了破口琴……琴聲響起來了，客廳裏開始還有人竊竊私語，很快就安靜下來，只剩下那隻破口琴的聲音，在人們頭頂悠悠地飄蕩。破口琴的音色當然並不悅耳，有幾個音還不那麼準，但他卻用熟練的吹奏技術，吹出了美妙的音樂。這是一首這個客廳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曲子，一首帶着濃濃的江南風味的田歌，純樸、古老、單純而又抒情，它像一陣清新的風，從遙遠的地方吹了進來……他吃力地吹着，腮幫隨着運氣一鼓一癟，樣子實在不算雅觀，然而再也沒有誰用輕蔑的表情看他了。在這個客廳裏，最有權威的畢竟是音樂而不是其他。從那隻破口琴中飄飛出來的旋律，使這羣愛好音樂的年輕人陶醉了。
他自己也陶醉在這琴聲中，他說不上自己吹奏的曲子叫什麼名字，這曲中的旋律，一半是他聽來的，一半是他即興創造的，他喜歡這樣由着自己的想象吹，他覺得這樣吹能表達自己的感情。這親切而又悽婉的旋律，常常會把他拉回到辛酸的童年……童年，他就朦朦朧朧地做過音樂家的夢了！1934年，他出生在一個帶有黎族血統的農民家庭裏，在戰亂的年頭，他們一家從廣西遷居到江蘇六合。烽火硝煙，飢餓寒冷，始終伴隨着他的童年。小時候，他常常扒着稻草織成的站籠，餓得哇哇直哭。母親不得不一邊繅絲，一邊現編些小調撫慰飢腸百結的兒子。真是怪事，一聽到母親唱歌，兒子就停止了啼哭，淚跡未乾的小眼睛瞪得大大的，出神地盯着母親。
他剛懂事，就不得不提着個竹籃幫家裏去挖野菜。母親發現，這孩子手腳實在不利索，別家孩子挖了滿滿一大籃野菜回家，而他卻常常只挖到小半籃。母親責問他，他總是吶吶地答不出話。終於有幾個小夥伴向他母親告密了：“你家鴻年呀，在田頭髮愣哩！”是的，他是在田頭髮愣，因爲，水田裏有人在唱歌。這是那些插秧的農民們，苦中作樂，唱着當地特有的一種優美的田歌，一人唱，衆人和，歌聲傳得很遠。
他深深地被那活潑動人的歌聲迷住了……隨便什麼歌，只要聽過一二遍，他就能準確無誤地記下來。
幾年後，他們舉家遷到了南京。生活變得更艱難了，他的祖母、姐姐、弟弟、妹妹，先後連病帶餓地死去。在郵局工作的父親深感愧對自己的孩子，終於咬緊牙關，從微薄的工資中擠出一份學費，把他送進了一所小學，但書費卻再也交不起了。
他的課本有一大半是用毛筆一字一字抄在廢報紙上，然後裝訂起來的。小學沒畢業，家中就再無法供他繼續上學了。但他卻靠自學考上了中學，還以優異的成績獲得了獎學金。中學裏的同學大多是一些衣着光鮮的富家子弟，儘管學習成績過人，他還是受到了一些師生的歧視。他最喜歡上音樂課，然而音樂教師卻不喜歡他。一次上音樂課，他被音樂教師叫起來做視唱練習。他幾乎沒有看譜，就把那段曲子唱了出來，他知道自己唱得很準，半個音符也不會錯。
“嗯。”音樂教師點了點頭，臉上掠過一絲狡黠的微笑。“你知道，你的聲音像什麼呢？”
他惘然了，只能搖頭。
音樂教師突然拉下臉，大聲說道：“你這算唱歌嗎？這是敲破竹子的聲音，是賣晚報的吆喝！音樂的神聖之門，這輩子是不會爲你敞開的！”
教室裏頓時爆發出一片鬨笑……
他只感到渾身像在被火燒，熱辣辣的淚珠在眼眶裏打轉。他真想放開嗓門衝着音樂教師大吼：“你等着！我就要敲開音樂的大門！你等着！”
一個窮孩子想搞音樂，簡直是異想天開。他的嗓子不行，當歌唱家不可能。他羨慕那些有錢的同學，家裏都有鋼琴、有提琴，可他們卻不喜歡音樂。他只能在夢中想象，那黑白相間的琴鍵按下去會是什麼感覺。一次，一個同學送給他一隻破舊的日本蝴蝶牌口琴，這使他如獲至寶，不管怎麼樣，他總算有了一件屬於自己的樂器了！可那隻破口琴已經壞得無法再吹，這不要緊，他自己能修。經過一番整修，他居然能用這破口琴吹出動聽的歌曲了。破口琴成了他的寶貝，只要有機會，他就要拿出來吹幾段，吹他在江南聽來的田歌，吹他學過的歌曲，也吹他即興編的曲子。
一次，中學裏舉行學生音樂比賽。主持人當然是那位留分頭、戴金絲眼鏡的音樂教師。他握着他的破口琴上臺了，他用憋在心頭的氣，吹奏了聶耳的《畢業歌》，一隻破口琴，竟轟動了全場，所有人都被他吹出的慷慨激奮的旋律激動了。那天，最熱烈的掌聲是屬於他的。
此刻，在包恩珠的客廳裏，在一羣風度翩翩的音樂愛好者中，他又一次吹起了他的破口琴……有一雙眼睛閃閃發光地注視着他。這是包恩珠，從她的眼睛裏流露出來的，再不是先前那種同情，而是一種無法抑制的興奮和喜悅。一個孩子，用一把破舊的口琴，吹出瞭如此美妙動情的音樂，而且是純粹的中國音樂，這需要何等的天分啊！
在她的兒子們和其他常來這個客廳的青年人中間，她還從未有過這種發現。
音樂會結束後，她把他留了下來。
“孩子，你願意跟我學鋼琴嗎？”她讓他在鋼琴前坐下來，親切地問。
他擡起頭，不解地望着她，眼睛裏一片迷惘。
“假如願意，你到我家裏來吧，我教你。”
什麼？這是真的？他不知所措地絞弄着鶉衣百結的襟角，怎麼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包恩珠微笑着，又重複了一遍：“來吧，孩子，每星期我給你上一次課，在那半天裏，這鋼琴是屬於你的。”
他激動得說不出一句話，只是不住地點頭，大顆大顆的淚珠，在他那面有菜色的瘦削的臉頰上滾動。好一會兒，他才用顫抖的聲音說出兩個字：“老師……”
就這樣，他用一把破口琴，用一顆熱愛音樂的純真的心，輕輕地叩響了音樂之神的大門。
每個星期天下午，他總是準時來到包老師的家，端端正正坐到鋼琴前，在黑白相間的琴鍵上盡情地展開他的想象和憧憬。包老師發現，這孩子確實有音樂家的素質，他不僅聰敏機靈，能很快領會老師的意圖，體會音樂的內涵，善於把自己豐富的情感自然地融匯在樂曲中，而且有一雙極靈的音樂家的耳朵，只經過不多幾次訓練，他就能準確地辨聽出各種不同的“絕對音高”，甚至能一下子同時辨清複雜的和聲中的許多個音階。然而，一星期練半天琴，實在是太少了，他回家做了一個木板鍵盤，每天除了完成作業，幫母親撿煤渣，他就在這不出聲的“鋼琴”上練指法、觸鍵。學校裏有一架鋼琴，夜深人靜以後，他偷愉越牆溜進了學校，再爬窗跳迸音樂教室，然後把門窗關得嚴嚴實實，藉着窗外路燈的微光，忘情地伏在鋼琴上練起來……他真是入了迷。只要有接觸音樂的機會，他決不放過。他每星期到教堂去，但他不是去做禮拜，他只是爲了聽唱詩班的聖嘆合唱；他還去美國新聞署每週舉辦一次的音樂茶座，那兒播放爵士樂，也播放古曲音樂，從斯瓦卡里、巴赫，直到格什文、勳伯格……他的視野越來越開闊了。
有一次，包老師帶他去聽一場音樂會。那是一個很有規模的交響樂團，指揮是一位外國人。這場音樂會給他印象最深的是那位指揮。他從心底裏佩服那指揮：一根小小的指揮棒，竟能魔術般地調遣一個龐大的樂隊。驚雷、海濤、婉轉的鳥鳴、潺潺的溪流、悠揚的牧歌，彷彿都是由它牽引着流淌迸發出來的……“老師，我想當指揮，行嗎？”音樂會散場後，他突然問包老師。
包老師凝視着她的這位瘦小的學生，只是微笑，不回答。
“我要當一個指揮。”他自言自語着，眼睛裏閃爍着倔強的光芒。
一個十六歲的小指揮，面對着幾十個人的合唱團……他16歲，臉上還帶着少年人的稚氣，然而他真的走上了指揮台。他的面前，是剛剛成立的南京廣播合唱團。人民革命的勝利，使他的當指揮的願望變成了現實。
1948年，人民革命的滾滾浪潮，席捲着整個中國。
一天，在上學的路上，他遇上了一隊正在進行反飢餓反內戰示威遊行的學生。
開始，他只是站在路邊看，突然遊行隊伍中有人叫他的名字：“楊鴻年，快來吧！”
他一看，原來是一個他所尊敬的高中同學。他毫不猶豫地奔進遊行隊伍，成了這浩浩巨流中的一滴水。軍警的馬隊來了，水龍、棍棒、馬蹄，在學生的隊伍中呼嘯飛舞，馬路上灑下了學生們的青春熱血……隊伍被衝散了，他和那個高中同學躲進了一個偏僻的小巷。分手時，那同學對他說：“你不是喜歡音樂嗎，今天晚上，你來參加中央大學的營火晚會吧。你會聽到一些新鮮的歌。”
篝火，熊熊地燃燒。這是南京一些進步學生的祕密集會。在火光中，他聽到了一支支全新的歌，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學生們唱《團結就是力量》，唱《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唱《延安頌》，唱《國際歌》……有一個女學生，用清脆甜潤的嗓門，唱了一首名叫《別處哪兒有》的歌，那清新活潑的旋律，把他帶進了一個生機勃勃的歡樂的境界。他興奮得滿臉通紅，他覺得自己彷彿變了一個人，他也放開嗓子唱着，讓自己的歌聲匯入那滾滾洪流……唱着這些歌，14歲的他成了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
因爲參加學生運動，他被學校趕出來了。他的姐姐要投奔解放區，他多麼想一起去啊。可姐姐嫌他太小，說什麼也不肯帶着他。怕他纏住不放，姐姐是悄悄離家出走的，南京再也無法待下去，他告別父母，告別包老師，隻身一人流浪到上海，以同等學歷考上了滬江大學進修生。他感到自己就像一隻失羣的大雁，孤獨極了。
離開家庭和親人，他能忍受，離開音樂，他怎麼也受不了，整天整天，總是失魂落魄一般。距學校不遠，是一些富豪的人家。那裏有鋼琴，到那裏去走走吧，隔牆聽聽琴聲，也是一種安慰。可沒多久，他被彈鋼琴的主人發現了，那人連踢帶罵將他趕跑……以後，他再也不願走近這條路。經過這裏，便繞道而行。
然而彈鋼琴的慾望卻是無法驅除的，這慾望像火一樣燎烤着他。終於有了辦法——憑着心靈手巧，他很快學會了修鋼琴。於是，在上海的一些學校和有鋼琴的人家，便常常有一個瘦小的少年人登門修琴。他和其他修琴師傅不同，手腳利索，校音速度極快，而索取的報酬甚低，整治完畢後，試彈的時間卻特別長。他的嫺熟的指法和在琴聲中怡然陶醉的神情，常常使鋼琴的主人們暗暗吃驚：這修琴的小師傅，居然還很有些音樂細胞！
他的頑強好學的精神，感動了上海工部局交響樂團負責樂務的一位老先生，老先生把他帶到樂團的排練場，免費讓他觀看排練。他一聲不吭地坐在角落裏，看着那位第一小提琴手站起來，拍着手讓大家安靜，然後舉起弓，輕輕地擦動D弦和A弦，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豎琴、長笛、黑管、巴鬆……全體樂器緊隨着響了，整個大廳漾開一片柔和的聲音，像一大羣人同聲發出優雅的嘆息……當然，最使他感興趣的，是樂隊的指揮。指揮來了，他走到樂隊前面，舉起了小小的指揮棒……這是他第一次有機會比較詳細地瞭解樂隊指揮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發現，同一首樂曲，在不同指揮的處理下，可以演奏出風格、特點不同的音樂來，這取決於指揮本人對作品的理解和藝術修養。在那位老先生的幫助下，他查對了樂隊各類樂器的分譜。原來，每個指揮在排練過程中，都要根據自己對樂曲的解釋，對各種樂器的演奏法提出不同的相應要求。他真想登上指揮台試一試……南京解放了！上海解放了！新中國成立了！他又趕回到南京，新的生活，向他展開了熱情的懷抱。南京成立了第一個合唱團——南京廣播合唱團，合唱團沒有指揮，經過包恩珠和其他了解他的人推薦，這個16歲的少年人，走上了指揮台！
當他剛剛出現在幾十位歌手面前時，大家都有些疑惑：這個小傢伙，竟要指揮我們這些成年人？他行嗎？他站在指揮台上，幾十雙驚奇的眼睛從上到下地打量他，當目光落在他腳上的時候，人羣中發出了抑制不住的輕輕的笑聲——這位小指揮，腳上穿的竟是兩隻不同的破皮鞋，一隻黑，一隻黃，不知是從哪裏撿來的……不過大家很快就對他刮目相看了，他的音樂素養，他的激情洋溢的指揮，使他贏得了這羣成年歌手的尊敬。嶄新的生活爲他鋪展開燦爛的前景，他覺得時間過得太快。每天，除了去合唱團指揮排練，他還到離家不遠的一個派出所幫助工作。派出所裏有一位名叫王基庫的年輕軍代表，比他大不了幾歲。在解放南京的戰役中，王基庠是第一批衝進總統府的戰士。沒想到，這位年輕的軍代表，竟也是一位癡心的音樂愛好者，兩個人一見如故，很快就成了親密無間的好朋友。不久，王基庠要隨部隊進軍大西南了，臨別時，兩個人依依不捨。王基庠從揹包裏拿出一包東西，鄭重地送到他手中：“這是在解放南京時，我從一個國民黨將軍家中找到的一本樂譜，因爲喜歡音樂，我違反紀律，偷偷地藏下來了。我藏着也沒有什麼用處，留給你作個紀念吧。”
樂譜的扉頁上，密密麻麻地題了許多字：
“……我也曾經夢想當個音樂家，革命和戰爭使我作了身不由己的選擇，但我仍然會一輩子熱愛音樂！……我羨慕你，你趕上了好時代……人民的音樂，已在漸漸長大。未來是屬於你的！爲了新中國的音樂事業，你要發奮，你要努力，決不能半途而廢！但願在若干年後，我還能以聽衆的身份出現在你指揮的音樂會上。預祝你成功！”
揮揮手，大聲地喊一聲“再見”，他們笑着分手了。但，年輕的軍代表卻再也沒有回來——在解放大西南的戰鬥中，他英勇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
烈士留下的那本樂譜和那段題詞，成了他最珍貴的紀念品。這紀念品，將代表着一顆晶瑩透明的心，代表着一雙衷心期望着他的眼睛，終身伴隨着他。
一個高尚的請求，得到了批准……
他把紙在桌子上鋪開，端端正正地寫上了一行字：
“申請減薪報告”。
這是1956年底，在上海音樂學院的進修教師宿舍裏他很鄭重很誠懇地伏案寫着這份申請報告。也許，在我們這個國家的數以億計的申請報告中，這是很特別的與衆不同的一份。一個年輕共產黨員的心，在字裏行間跳動……1951年，他考上了華東師範大學音樂系，成了新中國最早的音樂系大學生之一。
離開南京時，包恩珠趕來送他。這位把他引上音樂之路的善良的女鋼琴家，眼裏含着欣慰的淚水，她無法爲自己的學生辦到的事情，在新社會中辦到了！
在大學裏，他學習的刻苦和生活的簡樸是出了名的。星期天，其他同學有的回家，有的去看電影逛公園，而他卻把自己關進了琴房。幾個饅頭、一瓶開水，就是一天的食糧。他在琴房裏練琴、作曲、分析作品，從清早一直到深夜……才就學兩年，他就以優異的成績提前畢業留校工作了。那一年他才19歲。也就在十九歲那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他以頑強的毅力，向音樂的幾乎所有領域奮進着。當然，他還是念念不忘鑽研他的指揮。1955年，組織上讓他到上海樂團向民主德國指揮專家希茲曼學習指揮。
希茲曼是一位很有威望的指揮家，他嚴謹，也有些矜持。當這位20歲剛剛出頭的中國青年出現在他面前時，希茲曼用挑剔的眼光打量着他：黑黑瘦瘦的臉，亂蓬蓬的頭髮，皺巴巴的衣服，實在沒有多少藝術家的氣質。可一開始授課，希茲曼那藍色的眼睛裏便閃出了驚喜的光芒。沒想到，這位看上去像農民似的中國青年，還真是塊指揮的好材料，無論什麼複雜的問題，他總是一點即明。他對那些西方古典樂曲獨到的理解和處理，使希茲曼又驚訝又欽佩。驕傲的日耳曼音樂家放下架子，毫不保留地指導着這位聰明好學的中國青年。
1956年，作爲北京藝術師院的籌備委員，他來到了首都。新中國培養的音樂家，理所當然地挑起了事業的重任。他擔任了北京藝術師院作曲理論系的領導工作。那一年評定工資的時候，鑑於他的工作能力，他的工資比同時工作的同事們高了一級。
大家都在盡心盡力地工作，爲什麼我要比別人多拿一點報酬呢？我還是一個共產黨員呢！——他惶惑不安了。在發工資前，他找到了院領導，主動要求降一級工資，當拿着和同事們相同的工資，他才心安理得了。年底，組織上決定讓他帶薪學習，去上海音樂學院再深造兩年，那裏，有蘇聯音樂家阿爾扎瑪諾夫等外國專家在講學。
他要到上海帶薪學習的事情讓母親知道了，母親非常驚奇：“讀書還要拿工資？
這樣的好事情可沒聽說過！鴻年啊，共產黨對你恩重如山，你可不能昧着良心呀！”
母親的心思和兒子想到一起了，他也正爲這事情在煩惱呢。聽母親這麼一說，他馬上向組織打了一份報告，要求在兩年學習期間不拿工資，申請助學金。
報告攤在領導的桌子上。對這位青年人的請求，大家都很感動。這是共產黨人的品格，是新中國青年的胸懷。但事情有點難辦——帶薪學習的不止他一個人，如果他不拿薪水，其他人怎麼辦？結果，他的申請被婉言否定了。
他鍥而不捨。他羞於“不勞而獲”。既然不拿薪水不行，再降幾級工資總可以吧？他又一次把紙在桌子上鋪開，寫了一份新的減薪申請。他激動地寫着：
“……黨和政府在我身上花了那麼多心血，把我從一個窮孩子培養成人民的音樂工作者，再帶薪學習，我實在於心不安。我們的國家現在還不富裕，作爲一個共產黨員，理所當然地應當爲國家分擔困難。在學習期間，我並不需要花費多少錢，只要有基本的生活費用就足夠了。懇請領導再將我的工資降低幾級……”
他那高尚的動機是無可非議的，再拒絕他，會使一顆純真的心陷於深深的苦惱和不安之中。組織上終於批准了他的申請，又降了他一級工資。
他這才稍稍安心了。也許，在許多人的眼裏，他的這種行爲簡直不可思議。可他的動機是簡而又簡、純而又純的，不是爲了沽名釣譽，也不是爲了撈什麼資本，一句話，只是爲了對得起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心！
其實，在上海音樂學院進修這兩年中，他也並非“不勞而獲”，除了作爲一個進修生學習作曲理論和指揮，他還兼課，給大學生們上外國音樂史和西歐音樂欣賞課。
1958年，進修結業了，他又回到了北京藝術師院。因爲學校沒有專門的樂隊和合唱團，他無法從事他心愛的指揮專業，他毫無怨言地一頭撲進了音樂教學之中。
只要能力中國的音樂事業出力，幹什麼他都甘心，他願意把自己的才華和學識，毫無保留地傳授給學生。他深知，新中國的音樂要發展，只有一個兩個音樂家是不行的，得有成千上萬個才行！
他感到前景一片光明……
雪坡，雪坡，走不到頭的雪坡……
他在大雪紛飛的山中吃力地走着。這裏沒有動人的音樂，沒有可供他指揮的樂隊，只有呼嘯的寒風和漫天飄舞的雪花。他的腳印，在白雪覆蓋的山坡上畫出一條歪歪曲曲的痕跡。他惘然地在雪中走着，那隨狂風飛旋舞動的雪花，彷彿化成了無數問號，在他眼前，在他周圍，在他心裏旋轉、旋轉……第一個問號是在什麼時候出現的？似乎就在從上海音樂學院進修回來不久。那時，他只知道拼着命工作，除了輔導學生們合唱之外，他還教作曲、鋼琴、和聲、配器、曲式與作品分析……前前後後，他一共兼教十幾門課！誰也無法否認，他是個博學多專、盡心盡力的好教師。然而他隱隱約約地發現，常常有一些不友好的目光從周圍向他射來——懷疑、戒備、警惕……他說不清楚，反正有些異樣。需要他開新課時，一些領導會走過來拍拍他的肩膀，打着哈哈招呼他：“哈，年輕的老教師”，“嚯，後生可畏”，“嘿嘿，能者多勞嘛”……可平時碰到他時，他們卻會像不認識他一樣，擦身而過，還板着臉不說一句話。
這是爲了什麼？他的心頭出現了問號，然而他無法找到答案。
也許是自己神經過敏吧？
不，不是。他很快否定了自己的假設，他發現，敵視的目光越來越明顯。不久，就不斷有點名或不點名的批評向他襲來：什麼“只要技術不要政治”啦，什麼“文藝思想有問題”啦，什麼“黨內的一杆白旗”啦……黨內的白旗？我是白旗？難道我做了什麼背叛黨的事情？難道拼命工作錯了？……他實在想不通。一個接一個的問號，像五線譜上那些跳躍的音符，在他的心中翻騰，然而這些音符無法組成和諧的樂曲……課還得要上，新課還得要他開。系裏新開的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主講又輪到了他，他還是毫無怨言地接受下來。當時，這門課非常缺乏肖友梅、黃自等二三十年代專業作曲家的作品音響資料，可這些作曲家的創作和風格，是必須要讓學生了解的。他千方百計搜尋樂譜資料，並三顧茅廬，請來了曾與黃自等人共過事的着名歌唱家應尚能老先生，和他一起合作給學生上課，他在講臺上講，應老先生在一邊坐着，當講到具體的聲樂作品時，就請應先生唱，他自己彈鋼琴伴奏，一邊還錄音。
這樣上課他很辛苦，但課上得生動形象，非同一般，而且還爲學校積累了近現代音樂史的音響資料。學生們都拍手叫好，使人納悶的是，這居然也招來了麻煩，校園裏風言風語四起，說這是“黨內右傾分子和資產階級學術權威相互勾結，毒害學生”……正式的懲罰，終於落到了他的頭上。1960年深秋，他被學校以“勞動鍛鍊”的名義下放到北京市郊一個山區畜牧場養豬。生活艱苦、勞動繁重，他可以忍受，假如可以避開那些無法解釋的仇視的目光，可以聽不到那些使人寒心的冷言冷語，即便在飢寒中生活，他也願意。可情況並不是這樣，到了畜牧場，那裏的管理員也是板着臉用白眼看他：“你到這裏是改造思想來的，不要擺知識分子的臭架子！”他愕然，只能埋頭幹活，再也不說一句話。在這裏，豬的地位比餵豬的知識分子高，管理員規定：豬吃白薯，“勞動鍛鍊”的知識分子一律吃白薯莖和白薯葉子！
吃着白薯莖和白薯葉子，幹着累人的活兒，他還是沒有忘記他的事業，沒有忘記一個人民音樂家的責任。只要有空，他就伏在一盞搖曳不定的煤油燈下作曲，寫音樂論文，讀音樂理論着作……像每一個從不懷疑我們黨的知識分子一樣，面對這些不公平的批判和遭遇，他不止一次嚴厲地解剖過自己。他深信自己是犯了錯誤，但錯在哪裏呢？向党進攻的右傾分子？他把黨看作比自己的母親更神聖，更偉大，他出版發表的一百二十多首歌曲和許多鋼琴、手風琴曲，每一曲創作中都傾注了他對黨的赤誠的情感。1957年“反右”時，並沒有誰批判他右傾呀！白專？的確，他被許多人稱爲“全才”、“能者”，一個人開十幾門課，還翻譯了斯克利波科夫的《德彪西的和聲語言》、楚克爾曼的《李姆斯基——柯薩科夫的和聲表現手法》，並寫了五十萬字的《二部歌曲寫作》和《我國專業創作中對近代和聲手法的運用》、《我國微調式的和聲問題》、《奏鳴曲式的引子與尾聲——論奏鳴曲式的歷史發展之一》等學術論文。但這是爲了豐富中國的音樂事業，是爲了教學，爲了培養更多的音樂人才！
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他實在不清楚自己究竟錯在何處。
這年冬天來得特別早，10月剛過，天上就飄下了鵝毛大雪。山裏的氣溫驟然下降到零下二十幾度。一天傍晚，管理員突然把他叫進豬棚裏。只見一頭老母豬躺在地上哼哼，也許是受凍後病倒了。管理員毫無表情地開口了：“交給你一個任務：
立即下山一趟，請獸醫來給母豬看病。”
下山一趟，來回有幾十裏山路啊！但管理員的命令根本沒有商量的餘地。冒着漫天飛雪，他咬着牙下山了。大雪早已覆蓋了下山的路，四望皆白，他踉踉蹌蹌，一腳高一腳低地慢慢往下走。哦，雪坡，雪坡，走不到頭的雪坡……突然，腳下踩了個空，他的身體一下子失去平衡，從陡峭的雪坡上骨碌骨碌地向下滾去……天旋地轉，眩目的雪光中飛迸着金星……他的肢體在嶙峋的山石上猛烈地碰撞着，滾到山腳下時，人早已昏死過去……雪，依然在紛紛揚揚地飄，他的身體漸漸被雪花覆蓋了。他靜靜地躺在雪地裏，死神，就在他的身邊徘徊……還好，天黑前有一個從山腳下經過的農民發現了他，推着小車把他送進了醫院。雖然大難不死，但他的身上留下了不會消失的傷痕——腳再也不聽使喚，腰也壞了……他的手中多了一件永久的紀念物——一根柺棍。
傷好後不久，他被調到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一如既往，他又拼命幹起來。然而那種深深地折磨着他的痛苦並沒有消失，不信任的眼光，在新的環境中還是像影子一樣追隨着他。他覺得自己仍然在那個危機四伏的雪坡上艱難地走着，冷冰冰的雪霧把周圍的世界罩得嚴嚴實實。何時才能走完這漫長而又可怕的雪坡呢……“牛棚”裏的雷聲和雷聲中的《指揮法》
一片震耳欲聾的雷聲把他包圍起來。雷聲持續着，越來越響，越來越粗暴。這可怕的聲音，像千萬根鋼針不斷刺着他的耳膜。他無法避開這可怕的聲音……這是瘋狂的1966年，一夜之間，他便成了“牛鬼蛇神”，被關起來隔離審查了。
他的寫得滿滿的二百餘本筆記，全被造反的好漢們搜走了。二百餘本筆記中，有他從學生時代開始寫的中外音樂作品欣賞分析，一共不下一千萬字！二十餘年的心血，在一片烈焰中化成了灰，化成了煙……他不斷地被拉去批鬥，罪名是：“黨內的資產階級代理人”、“洋奴諾夫斯基”、“漏網大右派”……怎麼又成了“漏網大右派”？他心亂如麻，迷惘不解。
軍宣隊來了。戴着紅領章，佩着紅帽徽的解放軍，當然應該和那些喜歡穿軍裝的沖沖殺殺的紅衛兵不一樣了！對解放軍，他心懷着多麼親切的感情啊，他又想起了王基庠，那位年輕的軍代表……他相信，軍宣隊一定會爲他澄清一切的！想不到，他的境遇反而更差了。軍宣隊沒有給他帶來希望，和衆多的“牛鬼蛇神”們一起，他被押送到天津郊區一個部隊農場隔離起來。
這是一間幽暗的小屋，他整天被關在這裏。門外有一個紅衛兵晝夜看守——這紅衛兵，還是他的學生呢。這下巴尖尖的學生，以前給他的印象不錯，沉默寡言，學習很刻苦，似乎還有些靦腆，見到他總是恭恭敬敬地叫一聲：“楊老師。”……可此刻，這靦腆的學生已經變成另外一個陌生人，整天板着臉，只是用粗聲粗氣的“喂”稱呼他。
每天深夜12點，這紅衛兵便推開門大喝一聲：“喂，出來，跟我走！”這是審訊他的時間。
在“牛棚”的一間審訊室裏，一羣紅衛兵團團圍着他，讀語錄，拍桌子，打他幾下也是家常便飯。紅衛兵們七嘴八舌地喊着：“老實交代你的反黨罪行！”“快坦白吧，我們有確鑿證據！”確鑿證據是什麼呢？你們告訴我吧，我實在不知道！
——他無言以對，只是用求助的眼光看在一邊站着的軍宣隊員。軍宣隊員冷冷地盯着他，一聲不吭。
鑑於他的“不老實”，深夜審訊也就每天進行。一天，正審訊到一半，他的胃痛發作了，豆大的汗珠從額頭上沁出來，他緊捂住胃部痛得說不出話……“別想用病來耍賴，我會扎針！”看守他的尖下巴紅衛兵變魔術似地拿出一根五六寸長的經針，三捻兩捻，就把針扎進了他的胃部。劇痛暫時和緩了……“現在可以說了吧？”
“我實在沒什麼可說的。”
“不說！好，把經針留在他的胃裏，不要拔出來！”
“對，讓他清醒清醒！”
“記住，這叫做‘留針’，是爲了治你的反動毛病！”
紅衛兵們亂哄哄地叫起來。尖下巴眨巴着眼睛，沒有說話。
針刺在胃部，時間一長，引起了陣陣痙攣，而且越來越強烈，每呼吸一下，就帶來一陣鑽心的痛楚。他想把針拔出來，可手剛一動，就被按住了。周圍是幸災樂禍的笑容，是慢吞吞的吆喝：“只准老實坦白，不許亂說亂動！”可他能坦白什麼呢？他恨不得把自己的五臟六腑都摳出來，讓這些失去了理智的青年人看看……一天深夜，他又被帶迸了那間審訊室。今天，這裏人特別多，二十幾個紅衛兵，清一色的綠軍裝。一進屋，他們就發出了最後通牒：
“這是最後一個機會了。再不坦白，你會一輩子後悔！”
他已經被問得麻木了，依然像往日一樣疲憊地搖着頭。
“你到底坦白不坦白？”
“對不起，我沒有什麼可以坦白……”
他的話音剛落，只見一個紅衛兵用指揮大合唱的動作誇張地揮了一下手，二十幾個人便呼地擁上來把他團團圍在中間。有人用繩子縛住了他的手。只見那些興奮的面孔一張張湊近了他，一雙雙手各自捂住了耳朵。只留下他一雙耳朵對着二十幾張熱烘烘的嘴。啊，他們又要玩什麼新花樣？……沒等他反應過來，一片震耳欲聾的狂喊，便像驚雷一樣炸響了。二十幾個紅衛兵，一起放開喉嚨聲嘶力竭地對着他的耳朵大叫：
“楊鴻年必須老實交代！”
“打倒楊鴻年！”
“楊鴻年不坦白就叫他滅亡！”
開始一剎那，他還能忍受，他還能在刺耳的狂喊中作閃電般的思索：哦，這些對着他的耳朵狂喊的嘴，這些脣上剛剛長出柔軟的鬍鬚的年輕的嘴，本來應該是在鋼琴的伴奏下優美地唱歌的……很快，耳膜就痛得受不了了。二十個人分成兩批輪流對他大喊……那巨大的聲浪猶如萬雷擊頂，整個腦袋彷彿要被炸裂開來。啊，這是要他耳聾呀！這是要奪去他那最寶貴的音樂家的聽力呀！他拼命地掙扎，拼命地喊，然而無法掙脫，他根本聽不見自己的聲音……天旋地轉、天旋地轉……耳畔的雷聲在持續，在爆炸。他感到自己敏感而又脆弱的耳膜被炸裂了，裂成許許多多小碎片，在天旋地轉的空間飛舞……終於，所有的聲音都從耳畔消失，只有那一片軍裝的草綠色，只有那一張張不斷翁動的嘴，依然纏繞着他，包圍着他，只有刺入腦髓的劇痛，只有死一般的寂靜……他完全聾了，聾了整整一個月！（一個月後，總算逐漸恢復了聽力，可是留下嚴重的後遺症，以後只要過分勞累，耳朵就會突然失聰！）“牛棚”的燈光通宵不滅。這燈光的作用有兩個：一是怕他自殺，二是好讓他晚上也能寫交代。
他怎麼會自殺呢！他要活着，爲了他所熱愛的音樂，他必須活下去！而且，他不願苟活，即便身陷絕境，他也不願無所事事地活着！
要寫交代，當然得供給他紙和筆。好，寫吧！每天深夜，當看守他的那尖下巴紅衛兵走開了，他就伏在牀上不停地寫，不過不是寫交代，而是寫他早就醞釀着寫的一本書《指揮法》。紙張不多，字必須寫得越小越好。他幾乎將眼睛貼近紙面，密密麻麻寫下一行行蟻頭般的小字。爲了節省篇幅，他還發明瞭很多隻有他自己能看懂的簡寫代號……一天深夜，他正埋頭寫着，背後突然伸出一雙手，猛地將一大摞稿紙搶了過去。
回頭一看，是那個尖下巴紅衛兵！他的“地下活動”，終於被發現了。完了，把稿子搶回來，絕無可能。他轉過身去，面壁而坐，他不想看見那張失去理智的可恨而又可憐的臉。
“寫什麼？”尖下已紅衛兵一邊翻動着稿紙，一邊厲聲斥問。
“《指揮法》。”他平靜地回答。
“寫這個幹嗎？”尖下巴的口氣依然咄咄逼人。
寫這個幹嗎，這還用問嗎！他倏地轉過身來，對手捧稿紙的審問者大聲喊道：
“寫這個作教材，給你們用！”他只覺得渾身的血熱騰騰地直往腦門上衝，剛恢復聽力的耳膜一陣陣刺痛，他豁出去了。“你們是國家培養的音樂人才，難道就這樣兩手空空地離開學校？你們甘心，我不甘心！我不願意違背一個共產黨員的良心，我不願意放棄一個人民教師的責任！我不願意讓後人指着我們的背脊罵：瞧，他們培養了一羣什麼也不懂的廢料！……”無法控制的憤怒和悲哀，滔滔不絕地從他的沉默己久的心中噴出來。講完之後，他又轉過臉去，再也不吭一聲。
尖下巴卻再也不說話了，只是呆呆地站在他身後，像一尊凝固了的雕像。
過了很久，他感到有一隻顫抖的手攀上了他的肩頭。回過頭，他看到一雙淚光瑩瑩的眼睛。尖下巴紅衛兵滿臉羞愧地低着頭，把一疊撫平了的稿子放到了他的身邊。
“楊……老師。”
一聲輕輕的、羞怯的呼喚，在寂靜的“牛棚”裏幽幽地響起。哦，這一聲“老師”的稱呼，是他有生以來聽到的最美妙動人的音樂！這個曾經變了形的靦腆的學生，又像從前一樣站在他的面前了。
這痛苦中歡樂的插曲啊，這迷惘中希望的火星！這使他重新認識到自己的力量，認識到真、善、美的力量。
一箇中國音樂家的中國心
做一箇中國音樂家真難啊！他想忘記一切個人的委屈和煩惱，忘記周圍的喧囂，讓身心沉浸在他所熱愛的事業中，可是不行，那些沒有答案的問號，依然苦苦地折磨着他……由於他“拒不認罪”，在一次批鬥會中，他被人按着腦袋站在臺上，軍宣隊終於當衆拋出了“材料”：
“楊鴻年的右傾反黨，鐵證俱在，他是無法抵賴的！他的檔案上白紙黑字記載得清清楚楚：1956年至1957年間，經羣衆的要求，削減了他的工資！問題不是很明白嗎？假如不是有右派言行，羣衆爲什麼要求削減他的工資？同志們，罪證如山啊！……”
天啊！這就是懷疑我歧視我批我鬥我的原因？這就是折磨了我十幾年的原因？
這就是我的罪證？——他猛一下掙脫了強迫他低頭彎腰的手，昂起腦袋，睜大眼睛，他想放聲大喊，卻什麼也喊不出口，只有大顆大顆的淚珠，撲簌撲簌沿着瘦削的臉頰滾下來……一個多麼可笑又多麼可怕的誤會！也許，這是一位不負責任的幹部，在填寫他的檔案時，漫不經心或者別有用心地將“自願要求”改成了“羣衆要求”，兩字之差，結果有天壤之別。一個高尚的要求，竟然成了一口黑鍋，無形地在他頭上壓了十幾年！
做一個音樂家難，做一個正直的人也難啊！
他出了“牛棚”。中央音樂學院的老院長馬可同志聞信趕來看他了。這位飽經風霜、並且已經身患絕症的老革命音樂家，用顫抖的手撫摸着他在“牛棚”中寫成的《指揮法》，禁不住老淚縱橫“爲了我們中國有你這樣的音樂家，走，我們喝一杯去！”馬可硬拉着他來到“莫斯科餐廳”。兩位音樂家面對面坐着，舉起斟得滿滿的酒杯，卻喝不下一口。
“這幾年，有的人忙於鬧事，有的人心灰意懶，有的人忙於玩，有的人生了幾個孩子。而你，你啊……”馬可深情地凝視着這位堅忍剛強、不屈不撓的後輩，欣慰地微笑了。這些日子，馬可知道自己已經不久人世，但他依然固執地要求工作。他爲被破壞被耽擱的音樂事業心焦。現在，他覺得心裏放寬了一些——中國的音樂事業前景還是光明的，因爲，還有楊鴻年這樣的音樂家。
“來，我敬你一杯！”馬可顫顫巍巍地舉起了酒杯。
“我也敬您一杯，願您早日恢復健康！”
“來，乾杯，願惡夢早日過去，願我們的事業早日興旺起來！”
乾杯，爲了這個崇高的願望乾杯吧！
落實政策了。軍宣隊只是向他道了歉。工資本是他當年自願要求削減的，當然談不上補發；誰也沒有給他戴過帽子，自然也就無所謂平反昭雪。於是，許多人對他多年受折磨的原因歸結了一個字：傻！
傻？他並不這樣認爲。他從沒有爲自己當年的行爲後悔過，一個人民的音樂家，應該是胸襟寬闊的，就像一條奔流的江河，即便有險峯擋道，也不能停滯不前，應該不停地流，應該唱着歌浩浩蕩蕩地流，在險惡的山中衝出通向大海的峽谷……他從作曲系調到了指揮系，他又從事自己最熱愛的工作了，他又站到了指揮台上。
指揮的藝術生命依附於樂隊或合唱隊，沒有隊伍，再好的指揮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他需要訓練隊伍，也需要鍛鍊提高自己。歷盡劫難之後的音樂學院，決不是一天兩大能恢復過來的。他要做的工作大多了。只要是對事業對工作有利的，他什麼都願意幹。拄着柺杖，他到處奔波着，少年宮的合唱隊、部隊文工團、工人業餘合唱隊，他都去指導訓練。工作着，追求着，創造着，這就是最大的快樂和幸福。
他是一個記憶力極強的敏感的人，那惡夢一般的往事，決不可能從心頭一下子抹去。有一次，他指揮一個合唱團下部隊演出。演出完了，主人招待他們吃夜宵。
指揮理所當然地坐在主賓席上，穿着白襯衣的主人們捋起袖口，熱情地向他敬酒、夾菜。他不善幹應付這種場面，一不小心，一隻筷子掉在地上了，他彎下腰去撿，筷子沒有發現，卻看見了桌子底下那一片草綠色的軍褲！他只覺得耳畔轟地一下，眼前一片昏眩。草綠色，草綠色，裹着震耳欲聾的雷聲，又把他包圍起來——他想起在“牛棚”裏那個可怕的夜晚，想起那羣穿着草綠色軍裝向他狂喊的年輕人。他的耳朵一下子又失去了聲音……看到他從主賓席上倏地站起身，手捂着耳朵，臉色蒼白地奔出餐廳，在座的人們面面相覷，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一個醫生以爲他病了，急忙跟出去。月光下，只見他雙手蒙着臉獨自站着，肩膀在輕輕地顫動……這，當然只是偶然的剎那間的情景。他知道，沉湎在痛苦的回憶中，只會使自己消沉，使自己失去激情，他決不想在回憶中打發日子。然而，展開在他面前的道路，依然不是陽光普照的坦蕩大道。他走得很吃力。
1976年秋天，他和鋼琴系教授朱工一、管絃系教授司徒華城帶着一批學生去雲南實習。說起來真是可憐得令人難以置信：當時學校竟然沒有一點可供實習用的經費！到昆明後，一下火車，他就開門見山，把他們的窘境告訴了前來迎接他們的雲南省文化局幹部。
“哦，還有這種事情？”省文化局的幹部驚訝了。驚訝之後，臉上又露出爲難之色：“我們……研究研究再說吧。”
省文化局研究之後，總算沒有把他們拒之門外——實習費用可以由雲南省包下來，但有條件：他們的工作得由省裏安排。說得明確一些就是：他們必須用自己的勞動來換取實習經費！根據“按勞取酬”的社會主義經濟分配原則，這完全是合情合理，無可非議的。兩天後，他們奉命先去紅河地區，司徒華城辦一個小提琴學習班，朱工一彈伴奏，他呢？重操三十年前的舊業，替地區文化單位修鋼琴。操着扳手和鉗子，他從早到晚在琴房裏忙碌。事情有些滑稽。其實，即使沒有什麼附加條件，他也會很樂意地爲他們修的。這大概也可以算是中國復甦的音樂事業中的小小螺絲釘吧。這和他三十年前在舊上海修鋼琴，性質是大不一樣了。他興致勃勃地幹着，嘴裏還輕輕地哼着他新編的合唱練習曲……十幾天後，省文化局又把他們召回昆明。依然不得清閒，他的任務是：每天上午給學生講和聲、作曲；下午指導省歌舞團排練；晚上教指揮；而備課，只能在半夜以後了……就按這樣的生活律動，幾年來，他又去過拉薩、成都、重慶、南京、呼和浩特……自籌經費的事情，當然不會再發生了，可他還是愛去那些比較偏僻、音樂水平相對來講比較低的地區。在中國，需要音樂工作者做的工作大多了！他烙守這樣一個信條：沒有低能的樂隊，只有低能的指揮。只要花工夫，一定可以在全國各地訓練出許多高水平的樂隊和合唱隊。每到一個新的地方，他就把整個身心都投入到王作和訓練之中，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暇顧及。幾年來，雲遊八方，他先後指揮訓練過的專業和業餘的音樂團體多達二十餘個，其中有中央樂團合唱隊、中央民族歌舞團合唱隊、東方歌舞團合唱隊，也有西藏、四川、雲南、內蒙和許多地方和部隊的樂團和合唱隊。他可以如數家珍地向你介紹這些音樂團體的情況，但假如你問他各地的風景名勝，他就傻眼了。說出來簡直叫人驚訝——在昆明他沒有去遊滇池；在拉薩，他沒有去參觀布達拉宮；在成都，他沒有上峨眉，沒有去樂山，就連杜甫草堂、武侯祠也沒有去看一看……其實他並不是那種興味索然的人，他何嘗不想遊山玩水，看看祖國的大好河山，在美麗寧靜的大自然中放鬆一下繃得太緊的神經？然而時間對於他實在太珍貴了！他要講課，要訓練樂隊，還要繼續寫他的着作。就在這緊張忙碌的幾牢中，他先後出版了《二部歌曲寫作基礎》、《樂隊訓練學》，後者作爲我國第一本關於樂隊訓練的專着，不僅受到國內音樂界的重視，還被翻譯成多國文字遠銷國外；另一本着作《合唱訓練法》也已經完稿；他還撰寫了《和聲基礎》、《配器基礎》等教材，發表了《管絃樂隊演奏中的vibrato處理問題》等十餘篇學術論文；此外，還有翻譯、歌曲創作……工作和創作把他的生活擠得滿滿的，他哪裏還有多餘的時間呢？在拉薩，他曾想好要去參觀那神往已久的布達拉宮，但到那裏後，訓練、講課、演出，幾乎沒有一分鐘的空閒。當地的同志幾次邀他去，他總是說：“不忙，過一天有空了再去。”直到臨上飛機，他也沒有抽出空來！
當飛機呼嘯着竄入碧藍的晴空，當雄偉的布達拉宮在他的視野中變成了小小的一點，他有點遺憾，也有點感慨：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可以得到的東西在不經意中錯過了，也許正是因爲付出了這種代價，自己追求的目標纔可能逐漸由遠而近……在中國這塊古老而又廣袤、富饒而又貧窮的土地上，他以驚人的毅力攀登着藝術的高峯。他堅信：外國音樂家能夠攀上的高峯，中國音樂家也能攀上去！
他指揮一個臺唱團，和胡曉平比肩而立……
1982年隆冬。上海音樂廳裏迴盪着前所未有的掌聲和歡呼。這掌聲和歡呼是獻給歌壇新星胡曉平的。這位不久前在布達佩斯國際聲樂比賽中贏得最高榮譽的青年女高音歌唱家，剛以她優美舒展、純淨無暇的歌喉，唱完了歌劇《繡花女》裏那段着名詠歎調《人們叫我咪咪》，此刻正在臺前向狂熱的觀衆鞠躬謝幕，一次，又一次。二道幕後面，上海樂團的合唱隊員們，已由後臺魚貫而入，拾級登上了鋥亮的梯形合唱臺。胡曉平的獨唱之後就是他們的合唱節目。這場音樂會是由他們的合唱與胡曉平的獨唱組成的。
人頭擁擠的後臺頓時變得空曠了。只有他一個人，拄着柺杖倚在一根柱子上，厚重的帷幕遮住了舞臺上亮如白晝的燈光，只吝嗇地在他面前曳留出一條窄窄的晃眼的光帶，他將沿着它走上舞臺這也許是一次失策。一個是剛蜚聲海內外的歌唱家，她的歌喉與聲譽猶如東方的明星燦然奪目；另一個是雖有三十餘年曆史，卻從來沒有被人特別重視過的合唱團體。他們的共臺演出將是珠聯璧合、交相輝映？抑或是瑕瑜互見、妍媸對照？聽衆們總是迷信明星的。臺下的有識之士不能不爲緊接在胡曉平之後登臺的合唱團捏着一把汗。
把柺杖放在地上，他慢慢地走到舞臺中央，登上了那黑色的指揮台。
歌聲，在他的指揮下響起來了。人們馬上發現，他們的擔心是多餘的。上海合唱團，以煥然一新的面貌出現在舞臺上。沒有花哨的色彩，沒有任何噱頭，只有歌聲——男聲、女聲、高音、低音，在他那有力的雙手指揮下，奇妙地組合在一起，時急時緩，時輕時重，千變萬化地飄揚、迴旋……歌聲，忽而像奔騰呼嘯的瀑布，忽而像潺湲清澈的溪流，忽而像在密林中迂迴盪漾的微風……他指揮着合唱團唱歡樂的《祝酒歌》，唱30年代的中國歌曲《海韻》、《本事》，唱外國古典歌曲，還有一些器樂曲，竟也在他的指揮下變成了奇妙的合唱，其中有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有施特勞斯的《撥絃波爾卡》……淒涼的《海韻》，把聽衆們帶到了一片暴風雨中的海灘，一個絕望的白衣少女在那裏徘徊……純樸的《本事》，使聽衆們走進恬靜的田野，悠揚的牧笛在濃濃的樹蔭下飄蕩……《二泉映月》，沒有歌詞，只有一片優美傷感的嘆息，在月光下嫋嫋地迴旋……《撥絃波爾卡》，分明有許多歡樂的琴絃在和諧地顫動。歌喉怎麼會變成琴絃的呢……他優美瀟灑地揮動着手，陶醉在歌聲中。他已進入一種別人無法想象的境界，他忘記了自己的存在，忘記了周圍的一切，只有歌聲，在他的心裏迴響，在他的手中流淌……是的，他以畢生的探索和追求，終於進入了藝術的自由王國。他決不是那種閉門造車、固步自封的人，他不斷地用可以找到的一切藝術營養豐富充實着自己。對當今世界的指揮大師們和國內指揮家們的風格和技巧特點，他都仔細研究分析過，能爲我所用，他就虛心學習。卡拉揚的高屋建瓴、博大嚴謹；小澤征爾的熱情奔放、灑脫精緻；皮裏鬆的準確沉着、直率洗煉；李德倫對音樂富有俯視感的全局控制；黃貽鈞對各種樂器演奏法精深的瞭解；嚴良坤大可走馬、小難插針的風格……這一切，他都欽佩，都喜歡，都借鑑，都不斷地汲取消化爲自己的東西。他的指揮藝術，尤其是合唱指揮藝術，逐漸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1980年，中央樂團準備參加菲律賓合唱節，請他去進行訓練指導。整整三個月，他和合唱隊的歌唱家在一起，對演唱的每一個曲目，他都作了別具匠心的處理。合唱隊彩排時，隊員們在他的指揮下唱着，唱着，都暗暗驚異：這歌聲，怎麼比從前所有的時候都和諧豐富、優美深情。好一個高明的指揮啊！彩排結束後，全體隊員情不自禁地拼命鼓起掌來。有一個隊員站起未，大聲地喊道：“就現在的心情，我真想喊一聲：楊鴻年萬歲！可如今不興喊萬歲了，讓我們喊一聲千歲吧！”
“楊鴻年千歲！”“楊鴻年千歲！”
中央樂團的排練大廳裏，響起了一片歡呼聲……不久，他又來到北京戰友文工團。戰友文工團的合唱隊經他作短期訓練後舉行了一次合唱彙報演出，演出一下子轟動了北京樂壇，一些有影響的音樂評論家讚歎道：這是“建國三十多年來沒聽到過的最好的合唱”！
一次，他在中央音樂學院給學生們上合唱課時，從美國回來探親的着名指揮家李惟寧專門趕來聽課。課上到一半，李惟寧激動得無法控制自己，拍着手連聲叫好。
這位走遍了全世界的指揮家感慨他說：“想不到，國內竟有這樣的人才！這是真正的專家，在美國，在全世界都少見這樣出色的合唱指揮……”
聽着這些熱情的讚譽，他只是淡淡一笑。是的，他的心中充滿了信心，充滿了中國人的自豪感：中國的合唱，是可以走上世界樂壇的！
此刻，上海合唱團的歌手們在他的指揮下忘情地唱着。他們覺得，站在前面的這位貌不驚人的指揮，舞動的雙手上彷彿有兩根無形的線，源源不斷地把他們心靈深處的感情牽了出來……他剛剛踏進上海樂團的時候，他們幾乎都不認識他：這個拄着柺棍的人是誰？
什麼？是請來的客席指揮？楊鴻年，這個名字並不熟悉呀！上海合唱團是我國曆史最長、規模最大的合唱團體之一，三十多年來，曾請過不少有名的外國指揮家來作過指揮，團員們眼界高得很。
負責接待的同志把他帶到樂團大院側廂的一間堆資料的小樓裏：“旅館實在緊張，請將就一下住這裏吧，實在對不起。”
他以爽朗的笑聲作答：“好，非常好，住這裏方便！”真的，他一點兒沒有因此而產生什麼不愉快的感覺。走下小樓，往左走不多幾步路就是排練廳，他可以省卻很多花費在路上的工夫。
第一天訓練，隊員們便被他的魅力征服了。在一陣試唱之後，他微笑着，準確精到地談了他對這個合唱團的看法：長處、弱點、需要克服的問題……然後是全新的“藥方”——些全新的練習曲，男聲、女聲、高音、中音、低音，都能在其中得到有效的“治療”。原來，在到上海之前，他已經精心地對上海合唱團的現狀進行了分析和研究，這些新的練習曲，全部是他預先創作的。隊員們心悅誠服，恭恭敬敬地稱他“老師”了。訓練一段之後，合唱團的素質大有提高。團員們評價說：楊鴻年一點不比小澤證爾和皮裏鬆差，外國指揮家做到的，他都做到了，外國指揮家做不到的，他也在做。他不僅僅是爲了演出，而是爲了提高我們整個團的藝術素質啊！他身上表現出來的藝術素養，常常使團員們吃驚。爲了豐富合唱的曲目和風格，他別出心裁地提出要把《撥絃波爾卡》改成合唱，這主意使很多人詫異：這曲子能唱嗎？可一時又找不到曲譜，於是人們以爲這事便算了。沒想到，第二天訓練時，他突然拿出一份剛剛譜就的樂譜來：“《撥絃波爾卡》，我已改編好了。找不到原譜，只能憑記憶囉！”試唱結果，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更叫人折服的是，經過覈對原譜，他的改編曲竟然沒有記錯一個音符！
團員們和他的關係越來越親密。每天開始練唱之前，總有人搬一把高高的椅子放在指揮台上。他的腿腳不好，大家都要求他坐着講，坐着指揮。對他的住所，也有不滿的議論了：“這麼好的指揮，怎麼讓他住這種地方！”
“哦，對不起，實在委屈您了！”一天，負責接待的同志走進了他住的擁擠簡陋的小樓，臉上露出由衷的歉意：“我們已在賓館爲您訂了房間，請收拾一下，馬上就搬。”
小樓裏又響起他爽朗的笑聲：“不必啦，我捨不得離開這裏呢！”直到演出，他始終沒有離開那棟小樓。
這場演出之前，他有點激動，這是對中國合唱藝術的一次考驗啊！他問團員們：
“和胡曉平同臺演出，你們有沒有信心？”
“有！有你站在前面指揮，我們信心十足！”
樂團離音樂廳挺遠，團裏要用小轎車送他，他拒絕了，他執意要和團員們一起坐公共汽車。團員們拗不過他，只能用自行車把他推到汽車站。一位青年歌手半開玩笑地說：“早知道這樣，我們就借一輛平板三輪車送您去音樂廳了。”他快活地笑起來……這次演出的結果，我們已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前向讀者描繪了。上海合唱團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他，以及他所指揮的合唱團，毫無遜色、毫無愧色地和獨唱明星胡曉平並肩而立，淹沒在聽衆們熱情的歡呼聲中……因爲興奮，他的雙耳又一次在指揮過程中突然失聰了。他暫時還聽不見人們獻給他的歡呼。但，在他的心靈深處，嫋嫋不絕地迴響着一支深情的歌，這支歌是不會消失的！
1984年3月於廣東從化溫泉梅村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