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統照：丐尊先生故後追憶

王統照：丐尊先生故後追憶

我與夏先生認識雖已多年，可是比較熟悉還是前幾年同在困苦環境中過着藏身隱名的生活時期。他一向在江南從未到過大江以北，我每次到滬便有幾次見面，或在朋友聚宴上相逢，但少作長談，且無過細觀察性行的時機。在抗戰後數年（至少有兩年半），我與他可說除假日星期日外，幾乎天天碰頭，並且座位相隔不過二尺的距離，即不肯多講閒話如我這樣的人，也對他知之甚悉了。

夏先生比起我們這些五十上下的朋友來實在還算先輩。他今年正是六十三歲。我明明記得三十三年秋天書店中的舊編譯同人，爲他已六十歲，又結婚四十年，雖然物力艱難，無可“祝嘏”，卻按照歐洲結婚四十年爲羊毛婚的風氣，大家於八月某夕分送各人家裏自己烹調的兩味菜餚，一齊帶到他的住處——上海霞飛路霞飛坊——替他老夫婦稱賀；藉此同飲幾杯“老酒”，聊解心憂。事後，由章錫琛先生倡始，做了四首七律舊體詩作爲紀念。因之，凡在書店的熟人，如王伯樣，徐調孚，顧均正，周德符諸位各作一首，或表禱頌，或含幽默，總之是在四圍鬼蜮現形民生艱困的孤島上，聊以破顏自慰，也使夏先生漱髯一笑而已。我曾以多少有點詼諧的口氣湊成二首。那時函件尚通內地，葉紹鈞，朱自清，朱光潛，賀昌羣四位聞悉此舉，也各寄一首到滬以申祝賀，以寄希望。

記得賀先生的一首最爲沉着，使人興感。將近二十首的“金羊毛婚”的舊體詩輯印兩紙分存（夏先生也有答詩一首在內）。因此，我確切記明他的年齡。

他們原籍是浙東“上虞”的，這縣名在北方並不如紹興．寧波，溫州等處出名。然在滬上，稍有知識的江浙人士卻多知悉。上虞與蕭山隔江相對，與徐姚、會稽接界，是沿海的一個縣份，舊屬紹興府。所以夏先生是絕無折扣的紹興人。再則此縣早已見於王右軍寫的曹娥碑上，所謂曹氏孝文即上虞人，好習小楷的定能記得！

不是在夏先生的散文集中往往文後有“白馬湖畔”或“寫於白馬湖”之附記？白馬湖風景幽美，是夏先生民國十幾年在浙東居住並施教育的所在。——以後他便移居上海，二十年來過着編着及教書生活，直至死時並未離開。他的年紀與周氏兄弟（魯迅與啓明）相仿，但來往並不密切。即在戰前，魯迅先生住於閘北，夏先生的寓處相隔不遠，似是不常見面，與那位研究生物學的周家少弟（建人）有時倒能相逢。夏先生似未到北方，雖學說國語只是紹興口音；其實這也不止他一個人，多數紹興人雖在他處多年，終難減輕故鄉的音調，魯迅就是如此。

平均分析他的一生，教育編着各得半數。他在師範學校，高初級男女中學，教課的時間比教大學時多。惟有北伐後在新成立的暨南大學曾作過短期的中國文學系主任。他的興趣似以教導中等學生比教大學生來得濃厚，以爲自然。所以後來滬上有些大學請他兼課，他往往辭謝，情願以書局的餘閒在較好的中學教課幾點。他不是熱鬧場中的文士，然而性情卻非乖俗不近人情。傲誇自然毫無，對人太溫藹了，有時反受不甚冷峻的麻煩。

他的學生不少，青年後進求他改文字，謀清苦職業的非常多，他即不能一一滿足他們的意願，卻總以溫言慰安，絕無拒人的形色。反而倒多爲青年們愁慮生活，替人感慨。他好飲酒也能食肉，並非宗教的純正信徒，然而他與佛教卻從四十左右發生較爲親密的關係。在上海，那個規模較大事業亦多的佛教團體，他似是“理事”或“董事”之一？他有好多因信仰上得來的朋友，與幾位知名的“大師”也多認識。——這是一般讀夏先生文章譯書的人所不易知的事。他與前年九月在泉州某寺坐化的弘一法師，從少年期即爲契交。直至這位大徹大悟的近代高僧，以豪華少年藝術家，青年教師的身份在杭州虎跑寺出家之後，並沒因爲“清”“俗”而斷友誼。在白馬湖，在上海，弘一法師有時可以住在夏先生的家中，這在戒律精嚴的他是極少的例外。抗戰後幾年，弘一法師避地閩南，講經修誦，雖然郵遞遲緩，然一兩個月總有一二封信寄與夏先生。他們的性行迥異，然卻無礙爲超越一切的良友。夏先生之研究佛理有“居士”的信仰，或與弘一法師不無關係。不過，他不勸他人相信；不像一般有宗教信仰者到處傳播教義，獨求心之所安，並不妨礙世事。

他對於文藝另有見解，以興趣所在，最欣賞寄託深遠，清澹沖和的作品。就中國舊文學作品說：杜甫韓愈的詩，李商隱的詩，蘇東坡黃山谷的詩；《桃花扇》《長生殿》一類的傳奇；《紅樓夢》《水滸》等長篇小說，他雖尊重他們，卻不見得十分引起他的愛好。對於西洋文學：博大深沉如托爾斯泰；精刻痛切如要以陀思妥夫斯基；激動雄抗，生力勃變如囂俄之戲劇、小說，拜侖之詩歌，歌德之劇作；包羅萬象，文情兼茂如莎士比亞；寓意造同高深周密，如福樓拜，……在夏先生看來，正與他對中國的杜甫、蘇東坡諸位的着作一樣。稱讚那些傑作卻非極相投合。他要清，要摯，又要真切要多含蓄。

你看那本《平屋雜文》便能察覺他的個性與對文藝的興趣所在。他不長於分析不長於深刻激動，但一切疏宕，浮薄，叫囂蕪雜的文章；或者加重意氣，矯枉過正做作虛撐的作品，他絕不加首肯。我常感到他是摻和道家的“空虛”與佛家的“透徹”，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也在間接的釀發中成爲他的文藝之觀念。（雖則他也不能實行絕對的透徹如弘一法師，這是他心理上的深苦！）反之也由於看的虛空透徹，——尚非“太”透徹，對於人間是悲觀多樂觀少；感慨多讚美少；躊躇多決定少！個性，信仰的關係，與文藝觀點的不同，試以《平屋雜文》與《華蓋集》，《朝花夕拾》相比，他們中間有若何遼遠的距離？無怪他和魯迅的行徑，言論，思想，文字，迥然有別，各走一路。

他一生對於着作並不像那些規文章爲專業者，爭多競勝，以出版爲要務。他向未有長篇創作的企圖，即短篇小說也不過有七八篇。小說的體裁似與他寫文的興會不相符合，所以他獨以敘事抒情的散文見長。從虛空或比擬上構造人物、佈局等等較受拘束的方法，他不大歡喜。其實，我以爲他最大的功績還在對於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選材，指導，啓發上面。現時三十左右的青年在戰前受中學教育，無論在課內課外，不讀過《文心》與《國文百八課》二書的甚少。但即使稍稍用心的學生，將此二書細爲閱讀，總可使他的文字長進，並能增加欣賞中國文章的知識。不是替朋友推銷着作，直至現在，爲高初中學生學習國文國語的課外讀物，似乎還當推此兩本。夏先生與葉紹鈞先生他們都有文字的深沉修養，又富有教讀經驗，合力着成，嘉惠殊多。尤以引人入勝的，是不板滯，不枯燥，以娓娓說話的文體，分析文理，討論句段。把看似難講的文章解得那樣輕鬆，流利，讀者在欣然以解的心情下便能瞭解國文或國語的優美，以及它們的各種體裁，各樣變化，——尤以《文心》爲佳。

夏先生對此二書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力。尤其有趣的當他二位合訊國文百八課》，也正是他們結爲兒女親家的時候。夏先生的小姐與葉先生的大兒子，都在十五六歲，經兩家家長樂意，命訂婚約。夏先生即在當時聲明以《國文百八課》版後自己分得的版稅一慨給他的小姐作爲嫁資。於是，以後這本書的版稅並非分於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

此外，便是那本風行一時至今仍爲小學後期，初中學生喜愛讀物之一的《愛的教育》。

這本由日文重譯的意大利的文學教育名着，在譯者動筆時也想不到竟能銷行得那樣多，那樣引起少年的興味。但就版稅收入上說，譯者獲得數目頗爲不少。我知道這個譯本從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來各書局出版白話所譯西洋文學名着的任何一本都銷得多。

戰前創辦了四年多的《中學生》雜誌，他服勞最多。名義上編輯四位，由於年齡，經驗，實際上夏先生便似總其成者。《中學生》的材料，編法，不但是國內唯一良佳的學生期刊，且是一般的青年與壯年人嗜讀的好雜誌。知識的增益，文字的優美，取材的精審，定價的低廉，出版的準期，都是它特具的優點。夏先生從初創起便是編輯中的一位要員。

浙東人尤以紹興一帶的人勤樸治生，與浙西的杭，嘉，湖浮華地帶迥不相同。夏先生雖以“老日本留學生”，住在“洋潮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從未穿過一次西裝，從未穿過略像“時式”的衣服。除在夏天還穿穿舊作的熟羅衫褲，白絹長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難得不罩布長衫穿身絲呢類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藍色布罩袍，中國老式鞋子。到書店去，除卻搭電車外，輕易連人力車都不坐。至於吃，更不講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飯前總要吃幾碗的，但下酒之物不過菜蔬，腐乾，煮蠶豆，花生之類。太平洋戰爭起後上海以僞幣充斥物價騰高，不但下酒的簡單餚品不多制辦，就是酒也自然減少。夏先生原本甚儉，在那個時期，他的物質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節約，可想而知。記得二十八年春間，那時一石白米大概還合法幣三十幾元，比之抗戰那年已上漲三分之二。“洋潮雖尚在英美的駐軍與僱傭的巡捕統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卻時時趁空伸入，幸而還有若干文化團體明地暗裏在支持着抗敵的精神。有一次，我約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紹興酒店中吃酒，預備花六七元。（除幾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樣雞肉類。）他與那家酒店較熟，一進門到二樓上，撿張方桌坐下，便作主人發令，只要發芽豆一盤，花生半斤，茶幹幾片。

“滿好滿好！末事貴得弗像樣子，吃老酒便是福氣，弗要拉你多花銅鈿。”

經我再三說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點葷菜，他方贊同，叫了一個炒雞塊，一盤糖醃蝦，一碗肉菜。在他以爲，爲吃酒已經太厚費了！爲他年紀大，書店中人連與他年歲相仿的章錫琛都以畫先生稱之（夏讀畫音）。他每天從外面進來，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輕輕嘆一口氣。許是上樓梯的級數較多，由於吃累？也許由於他的舒散？總之，幾成定例，別人也不以爲怪。然後，他吸半枝低價香菸，才動筆工作。每逢說到時事，說到街市現象，人情鬼蜮，敵人橫暴，他從認真切感動中壓不住激越的情緒！因之悲觀的心情與日並深，一切都難引起他的欣感。長期的抑鬱，悲憫，精神上的苦痛，無形中損減了他身體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敵人的憲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連章錫琛先生也同作繫囚（關於這事我擬另寫一文爲記）。他幸能講日語，在被審訊時免去翻譯的隔閡，尚未受過體刑，但隆冬四室，多人擠處，睡草荐，吃冷米飯，那種異常生活，當時大家都替他發愁，即放出來怕會生一場疾病！然而出獄後在家休養五六天，他便重行到書店工作，卻未因此橫災致生劇玻孰意反在勝利後的半年，他就從此永逝，令人悼嘆！

夏先生的體質原很堅實，高個，身體胖，面膛紫黑，絕無一般文人的蒼白臉色，或清瘦樣子。雖在六十左右，也無佝僂老態，不過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較多而已。不是虛虧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壓有關，因而致死？

過六十歲的新“老文人”，在當代的中國並無幾個。除卻十年前已故的魯迅外，據我所知，只可算夏先生與周啓明。別人的年齡最大也不過五十六七，總比他三位較校自聞這位《平屋雜文》的作者溘逝以後，月下燈前我往往記起他的言談，動作，如在目前。除卻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處孤島；同過大集中營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討文字朝夕晤對上說，能無“落月屋梁”之感？死！已過六十歲不算夭折，何況夏先生在這人間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跡，值得後人憶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來你沒曾過過稍稍舒適寬懷的日子，而戰後的上海又是那樣的混亂，紛擾，生活依然苦惱，心情上仍易悲觀，這些外因固不能決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斷定他至死沒曾得到放開眉頭無牽無掛的境界！

這是“老文人”的看不開呢？還是我們的政治，社會，不易讓多感的“老文人”放懷自適，以盡天年？

如果強敵降後，百象煥新，一切都充滿着朝氣，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陰霾淨掃，晴日當空。每個人，每一處，皆富有歌歡愉適的心情與氣象，物產日豐，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國一致真誠地走上覆興大道，果使如此，給予一個精神勞動者，——給予一個歷經苦難的“老文人”的興感，該有多大？如此，“生之歡喜”自易引動，而將沉鬱，失望，悲憫，愁悶的情懷一掃而空，似乎也有卻病銷優的自然力量。

但，卻好相反！

因爲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牽想及此。自然，“修短隨化”，“壽命使然”，而精神與物質的兩面逼緊，能加重身體上的衰弱——尤其是老人——又，誰能否認。

然而夏先生與晉未間的陶靖節，南宋的陸放翁比，他已無可以自傲了！至少則“北定中原”不須“家祭”告知，也曾得在“東方的紐約”親見受降禮成，只就這點上說，我相信他尚能瞑目！

寫於一九四六年